长裙

读完了高二,家里便想办法把我转入了一所服装职高。当时好象有不少像我这样眼见升学无望的普高生中途转入职高。在服装职高,我意外地遇到了两个初中时的同学,关贻和段海宁,她们的情形与我相似。在初中时我和她们同级不同班,不过是彼此相识而已。但两年之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意外相逢,使我们都感到格外地亲切。人生路上,殊途同归,这也是一份难得的缘分。很快地,我们便成了好朋友。

象许多要好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一样,我们三个人平时总是形影不离,相互间几乎是无话不谈。我们共同分享每一袋薯条每一听可乐每一个冰激凌。我们相互间都不喊名字,只喊爱称。关贻的爱称是“苏珊”,段海宁叫“大海”,我是“菲儿”。这些爱称只限在三个人之间使用,如果有第四个人这样喊我们,她(他)绝对不可能听到回答。

那时候,服装学校里四季如春,玫瑰花常开不败,但我们始终置身于那满园春色之外。身边那些与我们同龄,喜欢高谈阔论,却又总是受困于细枝末节的男生们好象根本无法进入我们的感情视野。我们喜欢把目光变得很辽远,喜欢在暖洋洋的春天里暖洋洋地谈论深邃而沧桑的秋天。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人逃课去看了一场电影。早晨一上学关贻就神秘兮兮地对我和段海宁说,她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好梦,却又不肯说是个什么梦,还很暧昧地说什么,梦是无法分享的。后来她就主动请我们去看电影。电影是一种可以供大家共享的梦。

从电院出来,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我们正站在影院门前发愁,关贻忽然说:“瞧,那人不是咱们班的吗?”我们认真想了一下,才想起他的名字叫肖晓峰,一个在学校里常常被忽略被遗忘的男生,一无所长,其貌不扬,甚至连此时此刻孤零零站在那的姿势看上去也透着平庸。他好象也看见了我们,但却把头转向了一边。

段海宁突然不怀好意地嘻嘻笑起来,冲我眨眨眼睛说:“真是有缘啊。这下子我们可知道苏珊小姐昨天晚上梦见谁啦!”

闹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发现肖晓峰竟然还站在原地,没有走。关贻说:“也许他在等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呢。”

不知什么时候,肖晓峰的手指间夹上了一支烟。看见我们,他愣了一下,接着脸一下子就红了,慌不迭地把烟扔了。看来他刚才并没有看见我们。他那副不知所措的窘态让我们觉得很好玩,我们就都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他。在我们当时那种年龄,每当几个男生或者几个女生面对一个女生或者一个男生的时候,总会莫名其妙地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势。肖晓峰被我们看得愈发不知所措。过了片刻,他就象被我们的目光灼伤了似的,转身就走。我们三个人一起笑起来。关贻喊:“喂,肖晓峰,天正下着雨呢,你把我们送回家吧!”肖晓峰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停下了脚步。

那天晚上,外面的雨还在下个不停。关贻给我打电话。虽然刚刚分手不过才几个小时,但我们仍然有许多话可说。后来她就说到了肖晓峰。下午肖晓峰打了辆车送我们三个人回家,我和段海宁先下了车,关贻的家最远。关贻形容肖晓峰一路上的表情,活脱脱就是一名壮丁或者苦役,而且还是被人从成亲的花堂上抓走的那种。我被她逗得笑出了眼泪。后来关贻又说:“你猜肖晓峰的家住在哪?就在电院后面的那条街上,要是跑着回去,大概有一分多钟就到了。”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是他自己告诉你的?”

“刚才我打电话问了刘群。”刘群是我们的班长。

关贻在电话那边忽然哧哧地笑起来。她说:“菲儿,你知道美国的盖茨博士吗?他曾经在一所大学里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让几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男生主动去接近一个相貌平庸成绩平平性格拘谨的女生。你猜结果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奇迹出现了。”

关贻说:“菲儿,你真棒!实验的结果不但使那个女生变得开朗自信,学习成绩迅速上升,甚至连人也漂亮了许多!刚才我给大海打电话的时候,忽然想……”

我一下子就明白她想什么了,我说:“我先声明,你们要是想用那个肖晓峰做什么实验,可别想拉着我,我没兴趣!”

“你真扫兴,菲儿。”关贻说:“我有时真觉得你有点聪明过头了,可爱劲儿都被聪明劲儿给耽误了。”

我在沙发里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自我感觉更良好一些。我们两个人又在电话里纠缠了好一会儿。妈妈要打电话,很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说:“别又粘乎起来没完没了。你们这些孩子就是生活得太无忧无虑了,一天到晚不务正业,想入非非!”

其实我们只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几年之后,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我才慢慢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那时候我们却都坚信自己与众不同。也许正因为如此,关贻才会在那个飘着细雨的晚上突然冒出那么一个奇怪的念头,并象着了魔似地把它付诸实施。我想那个心理学家和他那个实验肯定不会是关贻杜撰出来。后来,在发生了肖晓峰“溺水”事件之后,我曾经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市图书馆的资料室里查找那个叫什么盖茨的美国心理学家。当时我想,如果这个盖茨还健在,我一定要写封信狠狠地骂他一顿,骂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个心地不良的教唆犯!但最终我却一无所获。大概是关贻把名字记错了。而事实上,关贻,包括段海宁和我在内,我们弄错的又何止是一个名字!无缘无故地被人痛骂,大洋彼岸那位不叫盖茨的心理学家实在冤枉。

第二天上学,我已经把关贻昨天晚上的电话甚至连肖晓峰这个人都忘在了脑后。可是没想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关贻和段海宁竟然主动地和肖晓峰坐在了一张桌子旁。虽然食堂里的座位并不固定,但每天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人却差不多都是固定的。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跟肖晓峰坐过一张桌子。我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被关贻和段海宁拉在一起坐下了。

那顿饭肖晓峰肯定什么滋味也没有吃出来。我想,如果不是有那么多同学在场,他大概就会端起饭碗像昨天那样落荒而逃。

关贻和段海宁两个人却显得兴致盎然。关贻说:“谢谢你,肖晓峰。昨天如果不是遇见你,我们三个人可就惨了。”

肖晓峰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句什么,然后低下头,好象要把脸埋进饭碗里。

段海宁故意逗他说:“昨天的出租车费一共是多少,我们可以还给你。”

肖晓峰赶紧摆手说:“不用,不用!”筷子掉在地上,他胀红着脸低头去捡。我在一旁甚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他的额角渗出的一层汗珠。我暗暗地撇撇嘴。在我眼里,象他这样卑琐窘迫的男生比那种夸夸其谈的男生更令人失望。我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怕再看下去连我也没有胃口了。

后来关贻说:“商业城有一个服装展销会,据说有许多好衣服,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

这时候刘群走过来,说:“你们想去商业城看看吗?我正好也想去一趟。”

那天下午我向关贻和段海宁大发了一顿脾气。我说:“明天去商业城,你们可别再拉着我!我没兴趣陪着你们一起玩!”

她们俩却不恼,好象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关贻搂住我说:“好菲儿,你不去,那还有什么意思?再说谁都知道我们三个人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从来都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现在一说要带着肖晓峰一起去,你就躲了,这不分明是告诉肖晓峰你讨厌人家吗?”

我哼了一声。段海宁说:“菲儿,你真觉得肖晓峰那么讨厌吗?我倒觉得他这人除了有点傻气,确实平庸之外,并不太让人讨厌。”

关贻说:“就是嘛。再说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我们也没有逼你,你做个旁观者总行吧?”

段海宁见我还是不吭声,就说:“如果你真那么讨厌肖晓峰,那我们也不玩了。他算个什么呢?要是因为他影响了我们的感情,那就太可笑了。”

话说到这儿,我也不好再坚持下去,不然也许真就会因此破坏了我和两个好朋友的感情。我想,反正我已经声明了,这件事与我无关。

那天是服装展销会的最后一天,一般这一天会有一些参展的服装降价处理,所以人特别得多。

我们三个女孩子在缤纷而拥挤的服装和人群中穿来钻去,兴奋得鼻尖直冒汗。其实当时只有关贻口袋里揣了些钱,真正想买件衣服。肖晓峰和刘群两个人跟在我们身后,一副焦头烂额的狼狈相。所不同的是,肖晓峰是被关贻和段海宁盛情邀请来受这份罪的,是迫不得已;而班长刘群却是主动申请要来的,属于自讨苦吃。那时候刘群经常有意识地找机会接近我们三个人,班上有传言说他是喜欢关贻,可从表面上却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迹象,关贻也矢口否认有这么回事。但就是从那次去商业城开始,刘群跟我们的关系渐渐变得疏远了。

走了几十个展位,看过的衣服不是关贻不喜欢的,就是关贻买不起的。后来在一个展位前,我们同时看中了一款长裙。那长裙的样式和价钱的确都很适合关贻。长裙有两种花色,一种是纯白的,另一种是白底带暗色条纹的。段海宁喜欢纯白色的,我喜欢带条纹的。我们俩各执己见,关贻把两条裙子在身上比来比去的,却始终拿不定主意。这时候,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就回头问肖晓峰:“唉,晓峰,你看我穿哪件更好?”

肖晓峰吭吭哧哧地,好半天也不敢表态。后来被关贻问急了,就胡乱地用手指了指那件带条纹的,说:“这件挺好。”其实他的目光从一开始就躲躲闪闪地,根本就没有真正往关贻身上看。刘群白了他一眼,说:“你懂什么,我看还是那件纯白的更好一些。”关贻就像是没听见刘群的话,不加思索地买了那件带条纹的。刘群轻轻皱了皱眉,脸色有些难看。

事实证明,选择那条带条纹的裙子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那些条纹在近处看时隐时现,若有若无,显得很浪漫很神秘很有情调很有品味。可是不知为什么,离开一段距离再看,那些条纹反而显得格外清楚,弄得那条裙子冷眼看上去就象是一件令人悔气的病号服。那条裙子关贻只穿了一次,就收起来了,再没见她穿过。不过,她和段海宁的那个实验却并没有就此收场。

从那以后,关贻和段海宁就经常主动地接近肖晓峰,一起吃午饭,一起参加活动,还曾经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出去玩过两三次。虽然一开始,我们对肖晓峰的态度曾经引起过一些议论,但后来也就再没有人说什么了。本来嘛,如果不揭开那个“实验”的谜底,我们与肖晓峰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就好象我们虽然对身边那些男生不屑一顾,但却并不妨碍我们与他们的正常交往。许多时候,人们总是比较在意你都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很在乎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在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肖晓峰的确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的性格开朗了许多,在许多场合已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班级里,在男生和女生中间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形单影只,孤独寂寞。对一些事情也开始有了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遗憾的是,好象并没有更多的人在意肖晓峰的变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高兴。在那些高兴的时候,我常常也会淡忘了自己“旁观”的身份。而使我们高兴的真正原因其实也并不是肖晓峰的变化,而是因为肖晓峰的变化证实了我们自己。在关贻的实验中,肖晓峰只不过是一块试金石。

毕业前夕,学校举办了一次服装设计比赛,肖晓峰参加了,并且得了个三等奖。其实像我们那样一所一年制的服装职业学校举办的设计比赛,就算拿了个第一名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但就是那个三等奖对肖晓峰来说,也已经是非同凡响的了。肖晓峰的父母亲为了祝贺儿子得奖,甚至还特意在亲戚开的一家不大不小的饭店里为他摆了一回庆功宴。那天,肖晓峰把我们三个人都请去了。他的爸爸妈妈看见儿子请来的同学竟然是三个漂亮的女孩子,简直都有些不知所措了。看得出,他们在努力地想使自己表现得平静一些,但心中的窃喜就象是一股喷泉,无论如何也压制不住。大概肖晓峰跟他们有约在先,不然他们肯定会留下来。

关贻举起杯,说:“晓峰,祝贺你得奖。今天虽然是你的庆功酒,但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

段海宁说:“就象我们自己也得了奖,而且得的还是二等奖一样高兴。”

我和关贻当然听得懂这话,就一起笑起来。

肖晓峰的脸红了,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连声说:“谢谢,谢谢。”他那副模样就惹得我们又是一阵忍俊不住的笑。

那天晚上,肖晓峰又象那次在电院一样,打了辆出租车,把我们三个人分别送回了家。不过这一次是我家离得最远,所以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

我刚一进门,关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的声音显得很兴奋,好象还沉浸在刚才那些可笑的情节里。她说:“回想在职高这一年,这大概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了。”我很有同感。接着,我们又在电话里嘻嘻哈哈地把肖晓峰的爸爸妈妈拿来笑话了一通。

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仅仅过了不到两周时间,这件“最有意思的”事情就突然节外生枝,急转直下地演变成了一段令我直到今天想起来仍然满嘴苦涩的记忆。

毕业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肖晓峰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想找我出去玩。我正闲着没事,就说,那好吧,我们在哪见面?他说,我就在你们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我很意外,说,那我马上就给关贻和段海宁打电话。

我下楼找到肖晓峰,对他说,我已经跟关贻她们约好了,在火车站前广场那集合。肖晓峰却并不挪步,嗫嚅着说,其实,其实今天我只是想约你一个人出去。我心里一动。在某些事情上,我决不是那种很迟顿的女孩子。不过我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猜想。那怎么可能呢?

那天肖晓峰从始至终都显得心不在焉。临分手时,他忽然当着关贻和段海宁的面对我说:“李瑶,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说:“你说吧。”

他摇摇头,说:“我想单独跟你说。”

关贻和段海宁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说:“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不妨碍你们了。”

肖晓峰领我去了一家咖啡厅。看得出来,他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等我们面对面地坐下,他却又低下了头,仿佛刚才鼓起的那点勇气已经消耗贻尽了。这时候我已经完全猜到他要对我说的是什么了。我之所以答应跟他来,并不是想听他说,而是要把一些话当面对他说明白。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晓峰,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你不必把它说出来,因为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概是我又硬又冷的口气让他有些吃惊,他抬起头:“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只是不可能。”

回到家里,我躲到自己的屋子里,眼泪忽然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有男孩子表示喜欢你,怎么说这也算不得是什么坏事,实际上我以前已经有过两次类似的经历,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只感到一种莫名的委屈,就好象刚刚蒙受了一场很大的羞辱。

关贻打电话来:“你和肖晓峰,谈得还好吧?”她咭咭地笑着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创造了奇迹的是你呀!”

我狠狠地把电话挂上了。想起关贻和段海宁两个人的那种眼神,想象着她们在背后怎样把我和肖晓峰放在一起编排,我心里忽然就对两个好朋友充满了怨恨之情。是她们要做什么无聊的实验,最后却要连累我,把我也变成了她们的笑柄。凭什么?!

偏偏就在这时候,肖晓峰又打来电话。他竟然还在那间咖啡厅里。他说我走了以后,他一直在想:为什么不可能?可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没好气地打断他,说:“你不明白?那很好呀!”我砰的一声挂上电话。

可是过了几分钟,电话铃又响起来。“李瑶,请你把话说得清楚些,好吗?”肖晓峰的声音里透露出一种陌生的顽强劲儿。

我说:“你真地很想知道,是吗?那我就告诉你!”

当时我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心情糟透了。而更糟的是,我根本不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只想把它一古脑地发泄出去。一个人如果不想或者不会控制情绪,而只会一味地发泄,那就太容易犯错误太容易碰壁。这是后来我踏入社会,从许多次错误和碰壁中总结出来的。但在当时我却不可能真正明白这些。人总是需要先付出代价,然后才能明白一些事。

我痛快淋漓地说完了,放下电话,心里觉得舒畅了许多。我想,这下子肖晓峰再不会来烦我了。如释重负的同时,我心里甚至还有一丝得意:说不定这一回肖晓峰该打电话给关贻和段海宁了。凭什么你们看笑话!凭什么只让我一个人烦!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的头脑忽然变得冷静了。我有些后悔了。直到这时候我才想到,我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太伤人了?对肖晓峰是不是有些太过分太残忍了?毕竟他也有血肉有感情有自尊。如果昨天晚上换了是我站在电话的那一头,我是否能承受得住这一切呢?而且凭心而论,他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之所以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关贻和段海宁,而不是因为厌恶他。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和接触,我对他也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他是个很善良的男孩子。我努力回想昨天晚上在电话里我具体都是怎么说的,但想起来的总是些只言片语,就好象我说得那样尽情,翻来覆去却只有那几句要命的话。可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在我大肆喧泄的时候,电话里的肖晓峰始终一言未发。

中午,关贻和段海宁来了。关贻一个劲儿给我赔礼,说,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嘛,干嘛生那么大的气?谁会相信我们的菲儿小姐能跟那个肖晓峰有故事?从她们的样子看,肖晓峰并没有去烦她们,她们对昨天晚上的事还一无所知。不知为什么,这反倒使我的心悬得更高了。原本我以为自己可以把肖晓峰这样的男生看得很透,用四个字概括他们就是“无用无害”。但通过昨天的事情我忽然发觉,很可能是我一厢情愿,自作聪明地把人看得太简单了。除了软弱、自卑之外,在肖晓峰的身上好象还隐藏着一些倔强、强硬而又不可预知难以把握的东西。我忽然有些害怕了。

那两天我一直惶恐不安地呆在家里,总觉得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我又只能把恐惧压在心里,不敢对任何人说。一天,两天,什么事也没有。正当我刚刚想松口气的时候,第三天下午关贻突然打电话来,说:“肖晓峰出事了,现在正在医院里,你快来吧!”我只觉得自己的脑袋里嗡地一响,手里的话筒差点掉在地上。等我稍稍清醒了一点,想问个究竟的时候,关贻已经慌慌张张地把电话挂上了。

我在家里坐了十分钟。十分钟后我决定到医院去。从我家到医院一共只坐四站车,走几百米远,但那却是我长到十九岁所走过的最漫长最刻骨铭心的一段路程。一路上我的脑子里无法自控地疯狂地设想着各种各样可怕的局面。我甚至想到了,如果肖晓峰真地自杀而死,那我就给他偿命。一瞬间,我似乎已经鼓足了面对一切的勇气。可是当我来到医院前,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走进那扇泛着寒光的玻璃大门。一辆救护车从正门旁的专用车道尖叫着飞驰而过。我心里想,如果这辆车是去拉我的就好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看见关贻、段海宁和其他一些同学从大门里走了出来。他们看见我,表情都好象有些异样。

我问关贻:“肖晓峰,他怎么样了?”

“他早没事了。”关贻说:“你不进去看看他吗?”

我摇摇头,说:“我不去了,我还有事。”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我拿出钥匙开门,可不知怎么弄的,钥匙在锁眼里就是无法转动。我猛地一用力,竟把半截钥匙断在了里面。我愣了一会儿,忽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站在走廊里放声大哭起来。

我大病了一场。后来我才从关贻的嘴里了解了肖晓峰“溺水”的经过。那天职高的一些同学一起到人工湖去游泳(大家曾经叫过我,我没去)。肖晓峰明明知道自己水性很差,却冒冒失失地往深水里游。幸亏别人发现得早。据说当时肖晓峰在一瞬间就没入了水中,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了。肖晓峰是没有机会呼救,还是根本就不想呼救,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大约一年多以前,我曾经在一个公共场合意外地遇见过肖晓峰,但肖晓峰没有看见我,我也没有上前和肖晓峰打招呼。那一次肖晓峰给我的印象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像是擦肩而过的一个陌生人。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有些同学的脸影已经开始模糊,但我却很意外地记住了其中那条带暗色条纹的长裙。事过境迁,当我们回首曾经的青春岁月,是否会觉得它有点像那条带暗色条纹的白色长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