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老师

我的三位老师

■冯光

启蒙之师杨彩桃

杨彩桃,是我的第一个文化启蒙老师。

那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要上小学了。记得很清楚,那是秋天的一个清晨,阳光鲜艳,妈妈早早起来给我们做好了早饭吃,给我换上了一身新衣服,爸爸也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最好的粗布衣裳,一脸的高兴,领着我朝着村子东西堡子之间北侧大路的学校走去。大概是旧社会家里太穷,爸爸妈妈没有上过一天学,希望解放后新一代接班人,过上有文化的幸福日子吧。

学校的大门里,树木葱茏茂盛,彩旗飘飘。穿过前排两幢教室的走廊,在后院里五间大庙改成的办公楼前绒线花树下,临时支着两张简陋的座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位老师,其中之一就是杨彩桃老师。她的个头不高,算是稍矮一点女性,模样还算周正,就是嘴唇下有一处明显的痦子,有人叫胎记,村人叫吃岁颜记,人们说那是福相记号。在我未上学之前的六年多农村到处跑的村童之时,村子人在平时的日子里,曾经在背后指点议论过学校老师的她,我是熟悉一点的。她一直是低年级老师,我想她可能就是我的直接教导老师了。

杨老师在接收学生的一张桌子后,看到我父子俩,指着桌子上的瓶子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墨水瓶。”她又指着书籍问我,“这是什么?”我答:“是让人读的书本。”然后她对着我父亲说,答得不错,面试通过了,可以给孩子办理报名上学手续了。那时,中国还十分贫穷,农村没有什么幼儿园,更没有什么学前班,农村人的孩子在上学之前,一般是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还有一批智障者,上学是有困难的,她的面试,就是查这一问题。

那时中国人缺少文化,上过几天小学,读过一点书,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据说杨老师原来的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农村的女孩绝大多数家长是不支持上学的,甚至认为女孩长大以后,迟早是一门亲戚即人家的人,家庭贫穷不愿意投这份资。而她的家长不但支持她读完了小学,还在毕业之后,供她上了初级中学,还没有正式毕业,就响应国家急需人才的号召,提前提前走上教育工作岗位。那就是新中国很不错的知识分子了。

那时我们这一代学生,绝大多数人的父母都是文盲,上学前我们的文化知识是一张白纸,也不会过集体生活。杨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我们能够感觉到她带我们像带她将来的孩子一样。那时国家也穷,学校没有课桌板凳,我们上学,她先教我们如何把从家里带来的小凳子,排队排排坐,然后将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爬的学习用的高板凳,摆在面前,放好书包;然后讲解学习有关事项,如在哪里上厕所,怎么集合排队上操,怎么听见学校铃声上课、下课,怎么打扫教室卫生,怎么与同学们相处,等等,她不厌其烦,带着我们一遍一遍的演示。

正式上课开始了。杨老师教我们算术课,先教我们要学会扳着自己的指头数数字,1、2、3、4、5,6、7、8、9、10,11、12、13、14然后,她在黑板上示范,教我们在自己的练习本上学着写数字,我们的写字,常常歪歪扭扭,她耐心手把手地给我们纠正;我们学会读写认写这些数字以后,她就运用生活中事例教导学习基本的数字加法,然后学习减法,在进步一个年级以后就学习乘法,学习除法,直到三年级教导了我们学习三位数以内的四则数字运算方式方法。就这样,杨老师耐心地带领我们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月,一学年又一学年,教会了我们学习数学的基本知识和实践技能。这对于每个学生来说,这是走上经济社会,最重要的为人处世基础知识和能力。我记得清楚,我在家扳着手指头进行两位数加减法运算时候,有一些题难住了我,爸爸妈妈就帮助我做作业,说答案。没有想到,他们没有上过学,而计算数字的脑子那么好用。杨老师知道了,就告诉了我说,不能让家长说答案,要自己动脑筋才能学到真本领,我从此就不敢叫父母说算术题答案了。记得在二年级时候,有一场全乡的学生比赛考试,我的算术题得了95 分,那时,是当时排在同学前边的好成绩,受到了杨老师的表扬。

杨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从bpmf,dtnl,gkhjqxzcsr,aoeyu 开始的,先要学会拼音字母,然后学着认字。天、地、生,人、口、手,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那时学生学习写字,下午自习,在春天和秋天之时,天气靓丽的时候,为了摆脱教室里学习的单调,叫我们在教室的院子用粉笔划字,那一行行漫地涂鸦的字,她说是像一只只蝴蝶在飞,她拿着教鞭一个个指导怎样才能飞得好,表扬先进,改正错误,让我们飞得更高、更好我们学会汉语拼音和一些简单的字词之后,杨老师就开始教我们学习课文。至今我们清楚记得,是杨老师教我们小猫钓鱼的故事,让我们做事不要三心二意;乌鸦喝水的故事,让我们要学会自己动脑筋办事;狐狸要吃鸡的故事,教我们要认清哪些狡猾人的阴谋诡计。而她教我们皮球从树洞里用水动力浮上来了,虽然讲的物理的巧用浮力问题,我总想小学生用水盆给树洞里灌水,若是罐出毒蛇咬了小朋友怎么办。二年级那次全乡统一大考试,我的语文才得了55 分,是不及格的,杨老师却对我说,你写的字狗扎扎、太潦草、让人多处看不清楚,影响了成绩,平时还是学的不错的,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不要气馁。但是,杨老师在我们同学每有一点长处她都及时发现给以鼓励。三年级时候,杨老师教我们学习写第一次作文,题目是《新学年的打算》。同学们都感到很难写,我那时不知怎么有了灵感,认为很好写,很快就拉出了一篇稍微像样的作文草稿。现在想起来,那篇作文也很幼稚,主要写了个人在新学年如何要做到道德好、学习好和身体好,就是按照三好学生的要求提了些打算和计划,而杨老师看了后立即念给全班同学听,叫大家借鉴学习,我感到自己在同学们面前也出了彩。后来我爱写作文以至于上大学是中文系,启蒙发轫于此吧。

小学一至三年级,这学的是人生是最根本的知识元素,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杨老师那时已经教了几届学生,也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那时的班主任老师,每节课的学生做作业,自习课,都要一点不落地跟班,她耐心教我们练习,辅导我们做作业。她坐在教室里唯一一张的教学课桌前,看到全班同学都认真做作业时,就在讲座上一边备课,或者改作业,又一边监督我们学习。大概是到了二年级下半学年,我们的课桌终于换成了村民打的土坯子做成的土台子,每人台子下面还有个小厨洞,可以放书包,她看到我们每天趴在土台子上像个从土窝里出来的孩子,就教导我们要注意清洁、卫生。直到三年级后期,学校才不知哪里弄来了极其简陋的旧课桌子。学习条件还是一天天好起来了,她带领我们抬桌凳时非常高兴,我们终于有了学习的课桌可以爬上了。但是,冬天来了,教室门窗没有玻璃,她就找来了塑料纸,让我们和她一块用钉子将窗子钉包严实,她常常还把自己办公室的火炉搬到了教室里,大雪纷飞时我们感受到了春天般温暖。我们学习有好有差,她就让我们组织一帮一学习小组,让我们一个学习好的带上一个学习差的,叫每一个学生都要顺利成长。

还有在二年级年暑假我在生产队曾参加过一些义务劳动,她知晓后在秋季开学表彰会上,特别奖励我一个作业本。这是我的人生征途上第一次在学校里受到的奖励,我也悟到了一些学习与实践的道理。教育学告诉我们,要注意发现孩子的长处,让他亮出最好的一面,而最大抑制学生可能的失误错误发生。她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

说来我们的家庭也许与杨老师很有缘分,后来我的弟弟、大妹,在村子小学上学,都是杨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带到三年级,并且都带班主任,主带语文和算术。从小学一年级带起,她认真负责,一点一滴,耐心永恒,长年累月给后来打好人生文化知识的基础,也是给予我们成长路上奠定了良好做人根基。杨彩桃老师就这样,在我们的学校教书育人40 多年,我们本村和周围几个村子的学生,她不知带过多少届学生,甚至祖孙三代,她都给带过班、上过课,至今我们不少人常常还念念不忘她的教益。可是,在我们农村,大多数人还是认识不到她的功绩,而她真正扎根基层,坚持贫瘠的大地,为我们乡村的教育事业,应该说贡献是有目共睹,功德是无量的,而今我们应该有所小结和反思。

正直之师宋自林

忆起宋自林老师,他起初对我的印象不怎么好。那些年我的父母还较年轻,家里孩子多而小,算是劳动力较弱的贫困户,父母辛辛苦苦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常常年终决分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一屁股债。那时,村子里大约有三分之一家庭年终都是欠生产队的钱。宋老师是村子里的信贷员,年终帮助我们六队会计算账。账算结束后,我家又欠生产队一些钱。按照过去有头脑的生产队长,就把钱挂在队里账上,来年劳动顶账再还,而给这些贫困户年终还照顾上5 元10 元钱,让其囫囵度过年节,他大概没有征求我们队长意见,年前就和会计一说,晚上到欠账户家大声喊着主人名字,催款讨账。那时我刚上小学,他那天夜里到我家门外,大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叫还队里的欠账。我父亲小声说,5 队人到我队胡表现啥?没有理他,也没有钱给他。我们孩子都心惊胆战,我从此心里就对他有了看法。

宋老师到学校教学,按照我们农村人说法,是半路出家。大概是他30 大几了,才到学校任了正式的民办教师,是属于那种标准的泥腿子出身老师,听说是获得了什么光荣先进的奖励。他当教师时,我在小学四年级的第二学期读书,他给我们当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记得最清楚他给我们带数学教打算盘课,因为会计出身吧,他的算盘打得相当老练,教我们加减乘除算盘的计算方法,然后,结合自己会计账目做账,先让我们先要熟背算盘打法加减乘除口诀表,平时练习625 这个数字不段累计加法训练指法,让我们感到有用、有收获。他在课后还经常给我们说,你们将来回乡当会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老实人,干老实事,坚决不能做假账。

20 世纪70 年代初我高中毕业之后,回村里也当上了学校的民办教师,宋老师已经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人们都说宋老师正直,你的工作做不好,他会当面批评的。我们有师生之谊,我还是称他为宋老师。我刚到学校,他还是直率对我说,你以前是学生,现在是老师,身份要转变,我们大多老师是初中毕业生,你是高中生,不要骄傲,而要学会站在老师角度,让每一个学生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学会,这才看你的真本事。他又教我如何备课,具体写教案,如每一讲课程,要有教学目的要求、讲解方式方法,然后才是具体怎么布局、讲解过程,怎么讲,并且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的教案拿给我叫学着写。讲课中,他还多次一边听着我的课,一边具体的指导。我开始感到他是否有些找事呢,但是,后来我还是感谢他,让我很快熟悉了教学工作,还多次耳提面命地教我化繁为简,细细解剖知识点,让学生才能够听得进去、听得懂课,学得会。这就是教学的基本功。当我取得一点成绩,他一般不表扬,他后来告诉我,年轻人,就是要多给压力,再能够压出能力。我听到这些,才感到工作有方向、有奔头。

特别是文革那些年,物资匮乏,学校分配了一条尼龙料子裤的凭证,他首先给了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我说不能要,他说学校领导已经研究过,就是这么定了。我于是有了自己第一条料子裤。要新过年了,我多年穷苦的家里想改善一下伙食,他们5 小队里有不少人会用红薯做粉条,我就请宋老师帮一下忙,没有想到我把生红薯送过去没有两天半,那天夜里,他就亲自扛着一大捆粉条送到了我家,气喘吁吁地说,这是你家红薯加工的成果。这让我们一家人都十分感动、感激。我们贫穷之家也有了今日,能够改善一下生活,过个好年,一下子就消除了我以前对他不好的印象。

宋老师注重抓教学管理。那时,人们轻易不敢谈抓好教学质量,主要要突出政治,有一度政治课还要排到三分之一。但他安排课不那样干,而是注重学生的文化课程,中小学的学生,正是要打好基础文化知识的时期,还是紧抓教学质量。他每一学期,还是正常安排教师的教学观摩竞赛,先是叫有教学经验的年长者老师上台表演。他们常常有些不太愿意,甚至说要告不讲政治的状,他顶住压力,还是要那么办,他甚至自己直接讲课给我们年轻教师做示范,然后才让我们年轻教师上台表演,让大家互相听课互相评说,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我至今还记得,那次教学观摩教学我讲的是教学生《种蓖麻》那篇课文。课前我就和学生,在我们的教室后面整理出一片田地,并用锄头打好了种植的一行行田垄,到了上课时候,我先在课堂上讲解了课文的基础知识,然后就带着学生到田里劳作。大家拿着铲子和水桶等工具,开始了具体种蓖麻劳动。种植好之后,又回到了课堂,进一步讲解课文,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我们的学校,地处三县交界,地方较偏僻,天高皇帝远,最后也没有人告什么歪状。

我喜欢看书学习,还主动请缨,业余要管理学校的图书,并不要一分钱的报酬。宋老师支持我,他就叫过多年没有给学生借过图书的那位管理的女教师,让她把图书资料交给我。我接过学校的两大书柜书籍和图书的账目,发现图书缺少的厉害,就说给宋老师,他马上叫过来那位女老师,问为什么缺这么多书。那位女老师回答不上来,他马上铁青着脸,批评她:你一天都干了些啥事?我接过图书管理之后,重新造册登记,然后就利用自己的饭前饭后的空余时间,给学生作了借书证,统一发给各班主任,就给学生借阅图书了。自己还利用周末休息日,到西安市区内给学校采购图书。

我还是碰到了一次很蹊跷的事。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农民们种地没有多少自由,上级领导叫种植什么就只能种什么,如秋季种多少玉米和棉花,上级分配种植多少亩数就得种植多少。我亲眼见一位公社书记,站在农民们种植已经长大的玉米与西瓜间作套种地头,大声训斥村里的干部:为什么要给玉米地里套种西瓜?不服从上级的种植安排,赶快把西瓜秧给我铲掉。那里的地方比较偏僻,他们口头答应了书记的要求,但是事后并没有铲除。我们这一次遇到的事情是公社领导看到我们村民给棉花地间作栽种了红薯,让生产队长领人拔掉红薯,他们不干,就给学校领导安排让他们领来学生干。宋老师和我们教师领着学生来到地头,看到村民们不知花了多大代价———耕作、培土、挖坑、栽苗、浇水、施肥等,才让红薯苗生长、发育、扯开了秧生长,一行一行绿油油的非常好看,谁也不忍心拔掉。我看到宋老师也是非常难受,但是他看到不知怎么才好的学生,还是挥挥手让他们拔吧。学生们很快排成了一长溜,分开在这十多地亩头,开始拔开了秧苗。这时,不知从哪里知晓事情的长得十分健壮的队长,从玉米田那头扛了一张铁锨匆匆地奔了过来,气喘如牛地大声地喊,“不许拔,不许拔!”公社的一位干部走上前去说,“我们也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不允许棉花地里栽种红薯。棉花不仅是用来织布让人穿衣的,更重要的是用它来准备打仗的,破坏战备这个责任你能担当得起吗?”气势汹汹的高大的队长像吹涨了气的气球,突然让人扎了一针顿时蔫了下来,看到学生玩耍似的拔起那些正在茁壮成长的红薯,蹲了下去抱起头落了泪。我看到宋老师也在偷偷地擦眼睛,知晓他这位刚强的领导也有柔弱的时候。后来我和他回忆起这件事,他总是说,“往事不堪回首。要认真学习,多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少干些傻事、蠢事。”

宋老师一边教师抓教学,一边督促学生学习。我也向他和学生学习。后来,全国正式的高等中等学校公开招生考试开始,我和我正在教的初中学生一起学习复习文化功课。我考上了大学,我带的初中学生不少人也考上了中专中技学校。这与他注重抓教学质量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上了大学以后,他还邀我假期回学校给在校中学生补文化课。我也乐于接受,那既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能够有所显示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简介:冯光,男,长安人。陕西省委党校文史部主任,教授。陕西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