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的剪影

李美霞

云端的剪影

姥爷去世之前一个月左右,善良孝顺的二姨终没挺过癌症的折磨,在49岁逢九之年撒手人寰。人们将消息自动封闭,只对姥爷一人隐瞒。所以,姥爷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最钟爱的女儿已先他而去的消息。一个月后,姥爷也在一个夜里悄然离世,像一滴水融进浑黄的河水里。

我总记得在那个戗着光的午后,在鼓噪声声的哭喊中,我从二姨的灵堂前爬起来,胡乱擦干脸上的泪痕,佯装无事一样去姥爷和五舅合住的一间坐南朝北的凉房去看他。

时隔久远,我已忘了当时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他坐在炕中间,面前摆一个红漆小方桌,双手颤抖着卷起一袋旱烟,满脸笑容招呼我坐下。他的身后,大炕与房顶中间那面矮墙上,一个迎光的小窗户旁正有路人谈笑着走过,脚步咚咚。黑影闪过后,一方刺眼的阳光瞬间照射在炕单中央的图案上,那是一朵朵机器染印的牡丹,一身黑衣的姥爷端坐花间,身体被强烈的阳光无限放大。

姥爷的炕上,铺着那种早已从城市撤掉的羊毛毡,几块拼凑起来,接缝处因为你厚我薄,你长我短,十分不平整,有点像他家里的红砖地面,因是从工地捡拾的碎砖,所以也是这种拼凑的沟棱。四棱八瓣的羊毛毡是他诸多儿女退换下来的,被姥爷悉数收纳,连同岁月发出的陈旧味道:一起铺垫在身下。

姥姥早逝在我出生之前,一张仅存的半身黑白照片看不到她瘦小的身体,眉眼部分也因照片的折压出现褶皱,轮廓有些错位模糊,我只能从她众多儿女的面貌里隐约找寻她的影子。

既然没见过,“姥姥”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比窗前的树影还稀疏的概念,不比夏天菜地里嗡嗡飞舞的蜜蜂出现在我梦里的机会多,也不比春天渠塘里汩汩流淌的河水与呱呱乱叫的青蛙更能引起我的兴趣——值得我睡不着觉时瞪着眼睛去琢磨。我那时对生死还没有概念,但我知道她不会出现在我的周围。比如,她不会半蹲着身子、将右手使劲探进鸡窝,摸出两个热乎乎的鸡蛋,踮起小脚摇摆地去替我换一根甘甜冰凉的冰棍儿;也不会在中午毒辣的日头下站在村里那条黄土飞扬的长路上,拖着古怪的影子大声喊我回家。

小时候,我总盼着能到姥爷家去,因为姥爷家的孩子多。姥姥共生育了十一个孩子,留在我眼前的有五个舅舅、三个姨姨,未曾谋面就被送出的还有一男一女。那时候,除了妈妈和二姨已结婚成家,其余的这些舅舅姨姨读书的读书、务农的务农,还没有被姥爷当豆子撒出去。其中,五舅和四姨,分别与我的哥哥和姐姐同龄。

农村女人能生,尤其在姥姥那个年代,还没有计划生育的硬性规定和更好的节育措施,也没有如今女人生孩子死去活来式的九死一生。据说有些女人往往在猪圈里、庄稼地里干活或脱下裤子尿尿的当口,孩子就像一泡尿一样出生了。生的多了,许多女人甚至掌握了剪脐带的技术,生一拨溜娃坚决不求接生婆,不花冤枉钱。姥姥也就是在完成这种频繁的生育过程中,在将四姨带到这个世界上后,因为倒血缺医少药,遁地归隐,终与两年后出生的我擦肩而过,只留给我一尊浮上云端的模糊剪影。

十一个兄弟姊妹里,和姥姥长得最像的是排行老大的妈妈和排行最小的四姨。

四姨和姐姐一年出生。当年用来包裹她们的包袱布上印着同样的蓝色碎花,那是妈妈预备姐姐出生时,挺着肚子在交流会上花一块钱扯回来的布。然而,同样的蓝底碎花布却并不能包裹出同样的人生。姐姐因为出生在妈妈的怀里,虽不可避免地跟着那个年代吃苦受穷,却继承了妈妈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从小学起就是“三好学生”,一路踏进大学的门。如今工作婚姻双美满,夫贤女孝,其乐融融。她的女儿也秉承了她的性格,处处争先,学习优异,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性格温和,知书达理。从这种意义上说,姐姐从落地那一日起,就被注入了积极的人生基因,她不断拼搏的过程,也给后一代甚至后几代的前程带来色彩和光明。

而四姨因为蒂落在姥姥的怀里,出生在一个早已人满为患的大家庭。似乎也是因为自己的到来,更早地结束了本已生得太辛苦的娘的生命。我的印象里,姥爷从未给过四姨任何好脸色,嘴上也总是恶狠狠地诅咒着,恨不得她能立等死掉,仿佛只有这样自己才能耳根清净。闭了眼的人万分痛苦地走了,刚睁开眼的人就继续代替她承受痛苦的人生。四姨身体很瘦,脸狭长.颧骨很高,一张脸上从来没有笑模样。这种长相在农村人眼里是妨主相,在姥爷眼里更是不吉利,仿佛家里缺穿少吃的光景都是因为她的到来导致的,如此,她赢弱的生命成为众矢之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除去已经送人的一哥一姐,四姨和三个尚能如母亲般嘘寒问暖的姐姐中间,隔着五个清一色的哥哥,都是青皮愣头小伙子的年纪,并没有谁顾上心疼一下这个最小的妹妹。

姥爷有一手泥瓦匠的绝活,一年四季在外搞副业,地里的营生基本丢给了家里的一群娃。妈妈是家里的老大,学习成绩再好,姥爷也在将她供到初中后就不肯再出一毛钱。妈妈含泪从学校回了家,放弃书本,拿起锄头。待到妈妈、二姨相继出嫁后,姥爷的家就由梳着两个油亮大黑辫子、雷厉风行的三姨主管。

每天早上出工之前,一家人是要吃一顿硬饭的。天还未亮,拌猪菜喂猪的、劈柴烧火的、和面擀面的,你出我进,热闹非常。这时,四姨就会被哪个哥哥从被窝里一把揪出来,披散着头发、挂着泪蛋坐在小板凳上拉风箱。早上的饭通常是用晾干的秋茄子干儿胡乱熬一口汤,淋泼在用刀切成的四棱八瓣的面片上,颜色黢黑,味道很苦。

一群人稀里哗啦一顿接着一顿吃着黑乎乎的茄子面,然后抹嘴扛着工具出工走人。剩下四姨踩着长条板凳趴在偌大的锅沿上春去秋来地洗碗刷锅。若饭做得晚一些或谁吃得慢一些,眼看着太阳升上门前的树梢,村里的孩子一个个向着离村三四里的学校狂奔,眼巴巴在门口等她一起上学的女友也不得不追着日头舍她而去,四姨就如热锅上的蚂蚁,眼泪吧嗒吧嗒掉进锅里碗里。即使这样,她也必须将一口大锅、十几个人的碗筷洗净才能出门。好几次,四舅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将试图逃跑的四姨抓回来,继续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刷锅洗碗。再后来,四姨就连能一起上学的朋友也失去了,对于太阳如何升起落下见怪不怪,只埋头用大把大把的时间安心刷锅洗碗。再大些,她又承担起做饭的任务,成绩就更是一落千丈,学习就成了繁重家务之外的副业。

等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因父亲工作调动举迁到上世纪80年代西部新兴的乌海市落户,成了真正的城里人。作为家中的老大.妈妈总惦记着无人疼爱、一脸忧郁的四姨。虽然那时我们家也是新落户刚扎根,四个孩子挨肩长大,张嘴吃饭、伸手穿衣,全部生活开销都凭着父亲微薄的工资支应着,但还是咬着牙硬着头皮将四姨从乡下接来。

因为功课常年的亏欠,四姨只好连退两级直接与我同班。只是此时,窗明几净的教室已关不住她野鸭一样闲散的心,终于在勉强上到初二时被老师劝退回家。无奈,妈妈给她找地儿学裁缝、学理发,终是因为她对任何事情的寡淡态度学无所成,在妈妈的叹息中放弃。再后来妈妈托人在城里给她介绍对象,三挑四选,最终嫁给一个跑大车的,夫妻关系一度紧张。生了个女孩,上学时又重蹈四姨的覆辙,连退两级与我的儿子同班。同样对学习不急不慌不敏感,前年儿子极尽拼搏考入重点高中,我偶然听闻四姨的孩子早已退学回家,和当初的四姨一样,同样没能上完初中。

我虽有万般惋惜,却又觉得这样的结果似乎又十分自然,似乎应该是一种年代的必然——一个从小在夹缝里长大的孩子,如果在当娘后仍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和态度,甚至至死不愿原谅自己的父亲,任凭父女之间隔着深深的岁月壕沟而不愿释怀,又怎能带给后一代积极健康的人生情怀?

期间这许多年,很多次妈妈试图跟四姨提起她当学徒或成家过程中姥爷的恓惶忧虑和暗中助力,四姨要么阴着脸一言不发,要么一甩脸生硬地说:“我没有父亲。”

事实上,那时候姥爷是长年不在家的。至少,在我客居的漫长日子里,我并不能总见到他。但我却常记得他时不时积攒全力劈头扔出的鞋——像直线飞蹿的无头乌鸦,嗖地从我耳边飞过,啪的一声,重重打在某一个舅舅或姨姨的身上或后脑勺儿上,技术娴熟、从不落空。

惹得姥爷不痛快的原因很多,现在想来,家里缺少一个忙里忙外暖被子、热炕头的女主人是点燃炸药包的那根主线。

记忆中,姥爷的头上总戴着一顶深黑色的毡帽。那时,让我惧怕的并不是他戴着这顶帽子的时候,而是他在某一个艳阳天阴着脸回来,一把扯下帽子扣在脸上闷头睡觉的时候。凡是这会儿,家里的孩子就纷纷遁逃,平常最不愿做的挖苦菜、捡劈柴就成了你争我夺的活儿。而四姨却总是慢半拍,当哥哥姐姐一溜烟儿不见踪影的时候,才恍然出逃。幸运的时候少,悲催的时候多,她总会在慌乱中碰倒板凳、打破杯碗。一瞬间,姥爷坐起身,将脱在炕沿上的黑布鞋劈头向着发出声响的地方打来。

如此种种,我和姥爷之间,就不可避免地隔着遥远的距离。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没有用一块糖逗逗我,认真地诱骗我算一算3+2等于几。后来,姥爷在妈妈和二姨的帮助下,携儿带女搬进了城。曾经呼风唤雨的他两眼一抹黑,大事小情都要过来找父亲商量。他就时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我家,冬天戴一顶灰色前进帽,夏天戴一顶白色凉帽。他总是将自行车偏靠在门前的树上,然后拍拍土进门。即使时隔多年,我还会条件反射一样跳起来,闪身从家里逃到外面的人流中去。从心理上来说,他并不比某一个邻居和我的关系更亲热些。我清楚地记得,过年时,我们这群孩子排着队给端坐在炕上的姥爷磕头拜年,高声说着大人教给的吉利话,扑扑膝盖上的砖红色,伸手接过压岁钱,递到我和哥姐手里的袁大头总是孤零一个,其他表兄弟妹背过我们摊开手的时候,我却明明白白看到手里常常是一正一反如手心手背并肩友好的两个袁大头。

因为种种不公平,我暗暗记恨了姥爷好一段时间。但我从小的良好家教并不允许我明确表达对长辈的不满,我只能逐渐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像隔着大段大段难以忘记的日子,隔着大片大片无人收割的麦田。

当岁月掐着日头的光晕,一截一截上升,又一截一截降下,蓦然间,姥爷缩成一个儿孙满堂却弓身低矮的老头。老年以后的姥爷,颜面上随和了不少,语调上也缓和了许多。那时的我已结婚生子,似乎忘了和姥爷之间似曾有过的隔膜,空暇时也寻找话题和姥爷聊天,他却总是笑眯眯地躲闪着我的眼睛。家庭聚会的时候,几个妗妗起哄,非让他讲一排子话再开饭。姥爷倒像一个腼腆的大姑娘,红头膛脸,连连摆手:“人老了,骨头分量加重,说话分量下降。不说了,不说了。”略带低人一等的羞涩神情,让我一时间泪眼婆娑,想起照片里被岁月隐匿的姥姥的眼睛。

母亲去世前,和我们唠起自己的一生。我才知道,姥爷的众多孩子中只有妈妈并不是他亲生的,和姥爷并无半分血缘之亲。

时光再次掠过年代氤氲的光影,年幼的妈妈跟着姥姥从一份悲苦中逃脱,投靠到姥爷的身边。从此一碗水一碗饭的养育之恩,正是妈妈日后竭尽全力用肩膀帮助姥爷背负这一架超载重车的真正原因。

每次和我们聊天结束的时候,妈妈总感慨万分:“刚退学的那段日子,我总恨你姥爷不肯继续供我上学,觉得自己毕竟不是他亲生的。直到有一次,家里有急事,我和你大舅借了辆自行车挨村挨户去找他。路上碰见你姥爷拉着一辆装满砖的平板车,正遇下坡,车的重量沉甸甸地压着他飞快地往前跑,满车砖几次要把他整个人都翘起来他为了多挣几个钱,既当技工也当苦工小工。我大声喊叫着去帮他,车停下,你姥爷回过头来,因为吃灰灰菜已经浮肿的脸明光光的”

我默然无语。

眼前,出现了一条狭长的乡村小路,正是麦子芒黄等待收割的季节,太阳仍旧毒辣辣地照着。村头的路上,一个戴着黑色毡帽、身材矮小的男人越走越远,逐渐成为天地间一个模糊的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