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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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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大碗

铁扬

那时,乡人吃饭用三种碗,大、中、小。三种碗都属粗瓷,它们造型不规矩,挂釉潦草,颜色有黑有白。白釉碗绘有蓝色潦草图案,或概念中的花朵,或概念中的云朵,碗边用麻绳样的图案收住。黑釉碗则是清一色的黑,有的黑中还透着暗红。

中号碗用途最广,乡人吃饭多用它。小号碗属于孩子,是中号碗的半碗。大号碗的容量是中号的一倍或更多,人们管这种碗叫钵碗,家里的壮劳力吃饭用它,有长工的人家,长工吃饭用它,那些年我们家里是有长工的。

我们所说的“饭”不属于固体干饭,它专指或稀或稠的流食———粥,里面常杂以瓜豆和薯类。用大碗吃饭的人以粗糙的大手把碗托住,嘴在碗边上转动着喝出响声,显得十分豪迈。

女人们吃饭不用大碗,我母亲却有一只,这是她的专用,且每年只用一次,那是她的生日。

平时这只碗被倒放在碗橱一个什么地方,家人很少注意它的存在。这是一只白釉、蓝花钵碗,碗身就绘有似云非云、似花非花的乱线般图案,沿碗边就是随处可见的麻绳图案。母亲生日这天,家人才注意到这碗的存在,确切说,当母亲端起这碗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了。

这时的母亲从一个什么地方捧出这只大碗,自言自语着说:“今天换个大碗。”说着把锅里的“饭”不声不响地盛入碗中,坐在自己刚劳作过的灶前,呼呼喝起来。那时灶膛的余火尚在,余火映着她那一张平时就显黑的脸,脸上只是一派的满足,神情十分悠闲。没有人去向母亲祝贺,我们———几岁的我和十几岁的姐姐,只是站在厨房门口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对母亲生日的祝贺,我们不会。不似当今的孩子为大人祝贺生日,大人为孩子祝贺生日时,有那么多祝贺话要说,虽然那话是从一个什么地方模仿而来,说得极其“形式”和尴尬。

那时的我们只知道这是母亲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对于母亲来说,有别于三百六十五天的任何一天。她端出了大碗。

在平常的日子里,母亲是一个不显山水的人,她少言语,多劳作,担负着全家人衣食的运转:棉花由花朵变成布,再变成衣,粮食由谷粒变成面,再变成饭。那时我家人口众多,在一口“七印锅”里熬粥要添一筲水,下二升米,擀面条要用一支半丈长的擀面杖,把面团擀成几尺直径的大片,再切上百刀,切成条;全家人要穿衣需多少长短的布,要由多少针线来缝连,而每年到衣服被拆洗时,母亲还要把柴草灰淋成的灰水作洗涤剂,她的两只手在灰水里抓挠着衣物,手被泡得通红具有一双“解放脚”的母亲从早到晚只是在家中行走着。于是院中的各个角落就会传出风箱声、织机声、刷锅声、刷锅声、叫鸡声、叫猪声、棒槌的捶布声直到晚间的纺车声。母亲是没有时间和我们说话的。待到说话时,她不得不把内容压缩到最短。“走吧。”这是她催我上学了。“睡吧。”当然这是催我上床。“给。”那是她正把一点吃食交给我,或一块饼子或一块山药。也许正是因了母亲那简短的吩咐和呼喊,我们做子女的才心领神会、无条件地接受着、执行着。

我奶奶却是一位见过世面说话唠叨的人,她嫌母亲把饭食做得单调又少于和她交流,常常朝母亲没有人称地唠叨着:“给你说事,也不知你记住没记住。也不知你明白不明白。你说就煎这两条鱼”她是说我母亲煎的鱼不合她的口味。当然,鱼在我们那里是稀罕之稀罕,我娘不会做鱼,而我奶奶早年跟我那位在直系从军的祖父在南方居住过,对鱼情有独钟。逢这时,我母亲面对几条一拃长的小鱼就显得十分无奈,她不知在一口七印大锅里怎样去对待它们。家中小煎锅倒有,平时缺乏炉灶配合,只在春节时才立灶生火。

我父亲说话幽默,便过来“打圆场”,他对我奶奶说:“娘,鱼这物件怎么做也是个鱼味。”

这时我奶奶的话会更稠。

鱼的风波总会过去。母亲迈起一双解放脚还是会把鱼送给奶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她把几条在七印大锅里干焙过的小鱼送到奶奶眼前,奶奶面无表情地撕扯着它们、嚼着。各种琐碎的声音又会从各个角落升起。日子还在继续。

母亲又端出了她的大碗,“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每逢母亲生日,家中的一棵杏树正在开花。

有一年母亲没有端出她的大碗,那是1947 年,北方农村大变革的年代,土地所有制要改革,社会各阶层要平均,富户就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命运转折。当然这要涉及我家。我家要将多余的土地、房屋匀出,懂得政治的父亲率先将多余的土地和房屋献了出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个“深挖浮财”的运动又再继续。“浮财”指的是地上和地下的宝贝。挖浮财要拿家中的女人说事。这种女人被称做“富婆”。政策决定要把村中一班富婆按坐牢的形式集中起来坦白交代。我家的富婆当属奶奶了。一天当持枪的民兵要带走奶奶时,母亲却站了出来,她对来人说:“叫我吧。”她边说边向门外走去。于是替奶奶服刑的母亲便被集中到村中一家大牢似的大屋里。

那里集中着十几名“富婆”。富婆们是要吃饭的,各家的饭要由各家去送,这时奶奶才取代了母亲在家中的位置,以“二把刀”的手艺弄火做饭,送饭的任务则落到我的头上。现时,我已是一位被免职的落魄的儿童领袖,先前我是学校儿童团的“一把手”。

奶奶把稀薄的稀饭盛入一个瓦罐,我信手从碗橱上拿下一只中号黑碗,刚要出门。奶奶却把一只大碗递过来说:“ 用大碗。”这是母亲的大碗,我后悔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我低头走过大街去给母亲送饭,躲避着村人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想到一出戏里的唱词:天无势星斗昏,地无势草无根。君子无势大街上混,凤凰无势落鸡群。此时,我不自量地把自己比做落魄的君子和凤凰。

走到“牢”门,经过检查,我从“号”中喊出母亲,我看母亲在一个背静处吃饭。她把饭盛在她的大碗中,想了想说:“你想出来的?”我说:“是奶奶。”母亲的嘴在碗边上停歇片刻,呼呼喝起来。那饭很稀,先前我家做饭下米用两升,现在用半升。

母亲呼呼地、饥不择食地喝着。我看母亲少有的“吃相”,问:“娘,你为什么在这儿?”

母亲想了想说:“这要问你大哥。他懂这里边的事。”我大哥是谁?是抗战开始投笔从戎,现正在晋东南一个地区领导这场运动。

后来十几年后,我见到大哥问他:土改非得那样搞吗?

他说:“就得那样搞,那是革命一个阶段的需要。我在晋东南,也指示圈过人。”

这时大哥在中央一个专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部门工作。

那次见面,大哥专门问了母亲的大碗。我说:“大碗还在,那不是浮财。”

大哥笑笑,重复我的话说:“那不是浮财。”

几年后,时局归于平静,我们这班投身革命的子女,有能力使母亲重新开始她的另一种生活了,争着抢着要把她从老家接出来。然而一个噩耗传来,她去世了。得了一种没有诊断清楚的胃肠道大出血病。父亲虽然是医生也没有能够挽救她的生命。

我接父亲的电话由省城回家奔丧,原来为母亲奔丧的兄弟姐妹,只我一人,他们或因路途遥远,或身有重任。我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了长子。出殡时长子要戴重孝,打幡,摔“老盆”。打幡、摔盆是葬礼中的重中之重。

老盆是一只红色瓦盆,盆中盛有粮食和柴草灰。出殡这天当棺木被抬出门抬上灵车之前,长孝子要跪在棺前朝着棺材将盆摔碎。给亡灵送“伙食”吧。

父亲决定母亲的丧事要按老规矩办,且办得红火热闹,鼓乐班、十八人抬的灵驾一应俱全。热情的乡亲(一位先前押送母亲的民兵)为母亲买来崭新的瓦盆。这时父亲却有了新意,他举出了母亲的大碗,把大碗交到我的手中说:“摔它吧。”

我按照长孝子的规矩,痛哭着,跪在母亲的棺前,举着这“盆”朝着母亲的棺头,用力摔去,母亲的大碗被我摔得粉碎,我努力完成着父亲这个代表着全家人的心愿。可惜,奶奶已过世,奶奶若健在,我猜她也会有此动议的。她要用此举来补充婆媳间的那些小不愉快吧。

至今,我仍赞美父亲的举动,有了这举动才完美了母亲的丧事,也完美了母亲的一生,完美了一家人对这位女性的敬重。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从事着我的艺术事业,为研究民间的瓷绘艺术,我酷爱收集瓷片。为此我四处寻找、发现。还根据我对瓷绘艺术的知识,把瓷片编成系列。但,每当我摆弄起瓷片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遗憾。我的瓷片里却没有我母亲那只大碗的一星半点。

选自《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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