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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上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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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上的乡愁

白荣敏

番薯时光

地瓜命贱,喜沙土,耐瘠薄,只在山坡无水处的旱地里生长。

父亲深谙地瓜的习性,每一道种植和管理工序都做到尽善尽美。栽种时深耕土壤,生长期适时浇水和除草,再施以自家猪圈或牛圈里的有机肥地瓜知恩图报,只要不是太干旱的年景,都有好收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粮食。像父亲这样敬畏土地、尊重粮食、勤劳而负责任的农民,就能种出好地瓜。有几个时间节点印象深刻,如夏季的“双抢”:早稻要赶在台风肆虐之前抢收归仓,紧接着,还得在立秋之前将晚稻抢插。等这一切忙完,地瓜也快成熟了。秋风一紧,地瓜藤开始萎蔫,如老教师日渐荒疏的额头,它们已把精华全给了地里头。割了藤,一垄垄土埂里就是一串串饱满的果实。一锄头下去,少则五六个,多则十来个,几米长的一埂,就能收得一担。几亩地就能让地瓜垒起一座小山,这座小山要从地里搬回家,在没有公路的山村,考验着我们非同寻常的耐力。因为挑粮食,我后颈被扁担磨出的肿块和老茧多年以后才得以消退,而父亲布满双腿的静脉曲张则要等待一场手术,否则会携带终身。

成熟的地瓜不等人,易腐烂,除了短时间内熟食,就须加工成易于贮藏的干品。熟食有多种,如蒸、煮、烤,或者蒸了再切成片晒成地瓜干。清代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说地瓜可以“切而蒸晒,久藏不坏”,说的就是地瓜干的做法,逯耀东先生在文章里写成“地瓜签”,恐怕是台湾的叫法,从外形上看,似会贴切一点。而干品制作最普遍的是加工成细条状再风干或晒干,我们把它叫作地瓜米。叫米不是米,只是在某些时候作为口粮代替了米的功能,当然此中也表达了对米的渴念。选择房前屋后的迎风山冈头,长长的篾簟一排排与地面呈450斜架,篾簟上的地瓜米要在秋风中充分萎凋和脱水。南方的深秋,台风已过,而“秋老虎”还在发威,可一到晚间,秋风萧瑟,偶尔还会有薄薄的晚霜降临,地瓜米在这样的天气里很容易变干。干透,就收起,一担担挑回,储存在自家的粮仓里,偶尔也出售,但似乎贱得很,卖不了几个钱。我的幼年记忆里,依稀还有人民公社生产队劳动的影子,跟在大人的身旁瞎胡闹,但记忆最深的是粮食永远不够吃,分的一袋子大米,煮熟的第一碗白米饭还得摆在屋外的天空下祭“天公”,然后,我们才可以“尝新”。但终究很有限,每一次煮饭,母亲先放一点大米在锅底,然后倒扣一个小碗护住大米,碗的外围则是一整锅的地瓜米。这小小一碗白米饭,先是我的专享,我长大一点,接着是弟弟和妹妹的专享。有一次放学回家,空腹嗷嗷,未经请示,吃了一碗本来留给弟弟的白米饭,受到了母亲的责怪。

闽浙边界沿海多山地和丘陵,大多是明末清初由闽南或闽东浙南平原地带逃避灾难的移民到此定居后得以开发,先辈们以巨大的艰辛在陡峭的山间之相对平坦处开荒,水源灌溉得到的地方,就开垦水田培育水稻,但更多的则是旱地,那就只能种植地瓜。我不大记得到底是哪一年我们家完全不用地瓜米饭当主食,大米产量的提高或许是在杂交水稻的发明之后,原来水稻产量低下,而水田又是那么的有限(有时有限的稻米自己不舍得吃而用于出售以资日常用度),是地瓜米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古人言:“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当年的困难日子,经历了,就是一笔人生的财富。人无法选择出生,富贵也好,贫穷也罢,均须俭朴自安。这是地瓜的品质,更是人生的哲学。

地瓜,我们闽南话其实就叫作番薯。东南沿海居民对舶来品习惯在原名之前加“番”字。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在明代辗转自东南亚传人中国。番薯传人后,即被视为一种救荒的食物。谢肇涮《五杂组》日:“闽中有番薯,似山药而肥白过之,种沙地中,易生而极繁衍,饥馑之岁,民多赖以全活。”亦有县志记载:“每日三餐,富者米饭,贫者食粥及地瓜,虽歉岁不闻饥啼声。”如今我们大鱼大肉,已完全不吃地瓜米饭,市场上也难得出售,而超市里见到的地瓜,则和水果摆在一起。记得两年前,父亲起怀旧之思,回老家栽种了一些,新鲜地瓜吃不完,也做了一点地瓜米,有时掺在白米中煮一点,显得甘美可口。回想专吃地瓜米的岁月,日子那么艰难,觉得地瓜米好难下咽,现在偶尔吃一点,倒成为全家人的健康食品了。

翻阅旧时的读书笔记,看到一则打油诗,其意甚为贴切,知番薯卑微而能高尚的品格已为人们所推崇,但不知何人所作:

旧年果腹不愿谈,今日倒成席上餐。

人情颠倒它不颠,自有真情在心间。

羞为王侯桌上宴,乐充粗粮济民难。

若是身价早些贵,今生不怨埋沙碱。

童年的蚕豆

谷雨那天,去市场买菜,见蚕豆已经上市。有连壳儿卖的,一斤四元。春蚕一样的豆荚儿,翠绿翠绿的,饱胀着一春的雨水,看着就嘴馋。但我还是买了一斤七元的剥了皮儿的豆仁儿。因为一盘算,确实划得来,不计工夫钱(剥了壳儿还要剥皮儿),那剥下的肥厚的豆壳儿,一斤也不止三块钱呀!

说起剥豆,就想起小时候蚕豆收成的季节。不正是谷雨前后么?孩子们退去身上厚重的冬装和脚上的布鞋,轻快的身子燕子一样穿梭在地里头,别的于不来,摘蚕豆却是最适合的农活。蚕豆也的确招人喜欢,蚕虫儿一样的身子,手掌一抓就是一条,厚实饱满。不一会儿,就有了一篮子,小半天工夫就摘了一箩筐。背着箩筐走在路上,想着锅里诱人的清香味儿,回家的脚步轻快。假如是前一年冬天随父亲一起来种的种子,又看着它长大,开花,结果,慢慢等到了采摘的时节,快乐在心里就像饱满的豆粒一样充盈。通常,年纪大了喜欢回忆,可童年只有憧憬,热切的憧憬使每一个日子变得美好而充实。

急也没用,先剥去豆壳儿方能下锅煮。依着大箩筐,拿一个大碗坐下来,左手抓一条,右手的大拇指盯准了豆荚儿的肚皮,指甲像手术刀一样切下去,两边向外一划拉,两粒豆娃娃就在你的眼前,水灵灵,亮晶晶,头顶一条弯弯的牙儿,朝着你笑。一会儿,就剥了一大碗。

最便捷的就是连皮白煮。放一锅清水,再加一点盐,煮上几分钟。熟了滤去水,一粒粒还是那么饱满,有的甚至胀破了皮,露着一截新鲜的果肉,拿在嘴边,用两个手指一挤,果仁儿哧溜一声早跑嘴里去了

童年,蚕豆是最常食用的零食之一。

鲜豆吃不完就晒成干。要吃干豆有两种做法,一还是水煮。先放水里发开,浸到饱满状态,锅里换新水,先加五香,再加盐巴,不多时,水煮干蚕豆出锅,叫“五香豆”。另一种做法就是炒。炒也有两种,一种硬炒,干蚕豆入锅,只放少许盐,用锅铲不断地翻,炒到熟,汪曾祺先生说,这种炒法的,北京叫“铁蚕豆”,言其吃起来极硬;另一种水泡后砂炒,叫“酥蚕豆”。不管哪一种,都是孩子们极好的零食,装在裤子或上衣的口袋里,一口袋可以吃上大半天。关键是吃蚕豆可以不耽误玩耍,抓一粒放嘴里,先含着,让豆子里盐和豆交融的味道在嘴里漾开,然后再用唾液焖着豆儿,如果是铁蚕豆,一粒可以含在嘴里好长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地化,是极解馋的办法。

自家不常做,能在店铺里买到的一种零食,我们叫它“莲花豆”。因为要油炸,旧时,一般山村人家没有条件备那么多油,所以店主儿就成批炸了卖。做法是炸之前在豆尾巴上剁一刀,炸后豆瓣四裂,连皮儿向外翻开,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小店里的货架上有多种零食,面茶糕、花生仁、莲花豆、麻花(我们叫草绳儿)用玻璃瓶儿装好,盖着盖儿,如实验里的标本,极珍贵的样子。那时候一分的零用钱只够买一粒薄薄的姜糖,一把莲花豆要五分钱以上,所以不能常买,但如遇到柜台前有大人站着或坐着喝酒,也常能见怜从小小的碟子分得几粒。奢侈一点儿的是剥了皮儿吃,有时候连皮儿也不剥,一整粒放嘴里,用舌尖挑出果皮和果仁,先吃了酸酸脆脆的果仁,硬硬咸咸的果皮儿就含在嘴里慢慢地化

蚕豆收成的季节,小店里柜台前站着喝酒的大人就会比平时多,虽春寒未尽,但已开始育秧,水田里的水还很清冽,大人们匆匆就着一小碟莲花豆喝几口烧酒,是下田前的暖身,一个农忙季节即将到来。

蚕豆是学名,我们农村一直把它叫作“花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蚕豆花的确漂亮,花茎是紫色的,粉白花瓣薄如蝉翼,中间未开的花瓣的根部长有大块黑斑,乍一看如蝴蝶的身子,一朵朵蚕豆花就如一只只展翅的蝴蝶,在春天的田野里飞舞。为什么叫蚕豆?说法有两种,汪曾祺老先生认为是养蚕时候吃的豆,有道理,王祯的《农书》就认为,豆于蚕时成熟;可李时珍说,豆荚状如老蚕,故名蚕豆,也有道理。鲁迅先生把它叫作罗汉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加茴香煮就叫作“茴香豆”,孔乙己先生爱吃,那次去绍兴,在咸亨酒店买了吃,觉得不好吃,味重,又苦又咸,与我童年记忆里水煮蚕豆的清新而甘甜不是同一个档次!我想,不单单是食品,旅游景区的批量生产,可以使任何东西走味。

不作为零食的蚕豆有多种做法。常吃的有蚕豆饭,先煮半熟,去皮,和入糯米中炒;或者去皮后直接和人米中同煮,均清香可口。其次是蒸豆仁:去皮,放少许盐,隔水蒸,吃原味,甜死你。还有放入酸菜同煮或炒,是儿时南方经典的菜品。当然,蚕豆还可以是许多菜品的辅料,如蚕豆炖排骨、鲫鱼蚕豆汤、蚕豆炒虾仁,等等,蚕豆还可以包粽子。

谷雨过后即是立夏,连着多天,我从市场买回蚕豆,变着法儿煮各种菜品的蚕豆给女儿吃,希望她能够和我一同享用这季节的美味,可她就是不喜欢。

一杯茶的背后

15岁那年暑假,我随父亲上山开茶园。

村集体的茶园。村里在小学有一个集体性质的制茶厂,为了增加村财收入,村委会决定在小学旁的一块山坡上再开辟一块茶园。在我们那个山村,每个家庭只有有限的几亩田地,水田种水稻,干园子种番薯,收成大部分作为自家的口粮,除此,最大宗的经济作物就是茶了。

村里给每个家庭派劳力,但是出工有适当的补贴,乡亲们便纷纷投工投劳。我记得整个山坡布满了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分田到户”前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场景里。大家大声说笑,充满激情,个把月时间,把一个长满灌木杂草的野山坡翻出了一垄垄鲜艳的新土。从下往上看,一条山脊犹如一个巨大的红色梯子,架到云彩的边上。

那时的我并不十分明了一项经济作物对一个农业家庭的意义。对于茶的最深刻记忆,就是一阵贪玩之后,回家对着壶嘴儿一阵狂饮。壶是粗制的家常日用陶壶,每天清晨,母亲起床后,先泡这样一壶茶。她先往壶里投入一小撮茶叶,再注入滚烫的开水,盖上壶盖,放在饭桌的一角。为了方便喝茶,还在壶盖上再倒扣一个饭碗。一天里,我们渴了,就用饭碗倒出一碗,几口喝干;或者干脆双手捧起茶壶,直接对着壶嘴咕噜咕噜地灌。父亲下地干活,必须带一壶。他往地里掘下的每一锄头,是这一壶茶给他补充的力气和养分。我家没有固定的茶园,但房前屋后、田边园角随处可见野生、半野生茶树,春分一到,春风一吹,雀舌一样的芽雏儿噌噌地往上冒。清明前后,作为农妇的母亲,开始忙碌一件事,就是采茶,一个春季可以采到三四茬儿的茶青出售。出售之余,留了一些,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再储存起来。我家住在泉水边,我们用屋后那口清洌的山泉水冲泡母亲亲手制作的野山茶。童年时光,我喝的是一生中喝过的最好喝的茶。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这种不揉不炒、最接近自然的简易加工而成的茶叶,就是昔日受英国皇室青睐、今天渐受国人追捧的中国传统六大茶类之一的白茶。

毫无疑问,在上世纪80年代,茶青是我们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从红色泥土里吸收养分,长出的翠绿嫩芽,在母亲的双手间舞蹈,魔幻般的变成了一张张钞票。我得以通过这一张张钞票铺成的山间小路“出走”,走出了那个小山村

现在的我,一样喜欢喝茶。除了童年那样的牛饮,闲时,我也会像许多人一样,慢慢地泡上一杯茶,细细地品味,也会和朋友们聊一聊茶里的文化。我一直不太喜欢有些朋友把茶文化演绎得那么玄虚和繁复,作为一位从小喝着茶长大的农家子弟,我的理解,“解民生之渴”才是茶里最大的文化,还有茶园里乡亲们的身影

一杯茶的背后,是一个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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