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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值一文的老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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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值一文的老

布莱希特〔德国〕

我爷爷去世时,已七十二岁了。爷爷在巴登的一个小城里开一家小小印刷厂,专营石版印刷,死前和两三个助手一起在厂里工作。劳家务,不雇女佣,照管着荒凉破落的老屋,为大人和孩子们煮饭烧菜。她是一个瘦小的妇人,蜥蜴般的眼睛炯炯有神,但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她含辛茹苦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她本来养了七个。为了孩子们,她年复一年地消瘦下去。孩子中有两个姑到美国去了,两个儿子也离了家。只有最小的一个因为体弱多病,在小城里。他是印刷工人,已成了家,家里人口很多。因此爷爷去世时,老家只有她一个人。孩子们写信来时,问起她今后打算怎样生活。有的请她去住,做印刷工人的小儿子则希望带着家人一起搬到她屋子里去。可是老一一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只希望每个孩子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稍稍捎些钱来。这家印刷厂早已过时,几乎没有什么生意,甚至负了债。孩子们来信说,她不能独个儿住着。但她硬是不同意,他们只好屈服,每月寄给她一小笔款子。她想,反正做印刷工人的小儿子还住在这个小城里呢。印刷工人有时也写信给哥哥和姐姐,向他们谈谈母亲的情况。从他给我爹的信中以及安葬后两年我爹一次访问所获悉的情况中,才使我对这两年内发生的事有一个粗略的印象。看来,拒绝印刷工人搬到她那宽敞而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屋子里去住,一开始就使他十分失望。他和四个孩子住在三间房间里。跟他们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只是每星期日下午带孩子们去喝咖啡,别的什么都谈不上。她每季去看望她的儿子一二次,帮助儿媳做做家事。年轻的媳妇嘀咕了几句,说住在印刷工人的屋子里实在太挤啦。印刷工人沉不住气,在信里大发牢。有一次我爹写信问他,现在干些什么,他的回答只是寥寥数语,说她常去看电影。咱个应当理解,看电影在当时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在她子女的心目中尤其如此。三十年前的电影同今天的不一样。它总是在设备简陋、通风不良的场所放映,往往在玩九柱戏的球道上演出,入场处前面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上面画着凶杀和恋悲剧的惨相。到那边去的只是少年,或者是一对对贪图那边光线黑暗的情侣。孤零零的一个老太婆去那儿,必然引人十分注目。去看这种电影,还有一方面要考虑。入场券肯定很便宜,但这种娱乐在等级上跟吃甜食相差无几,这就等于“瞎花钱”,瞎花钱是不光彩的。还得说一句,我不但不经常跟本地她的那个儿子来往,而且也没有任何熟人去看她或邀请她。她从来不赴小城的咖啡茶会,却常常到一个补鞋匠的工场里去,工场坐落在一条声名狼藉的小巷里,特别在下午,总有各式各样不大正派的人闲坐着,其中有地位低微的女侍者和青年工匠。补鞋匠是个中年人,曾游历世界各地,但结果一无所得。据说他也喝酒。跟这种人交往,对老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失身份的。印刷工人在一封信中说,他曾同他母亲谈过这件事,但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

“他看到些什么了?”这就是她的答复,谈话就此中断。和我商谈她不愿意听从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哪。在爷爷死后半年左右,印刷工人写信给我爹说,他母亲现在隔天就要在饭店里吃饭。这消息多么令人震惊!一生本来为一家十余口煮饭烧菜,吃的一直只是一些残羹,如今却上饭店吃喝起来了!她究竟怎么啦?不久我爹出差到家乡附近一带,于是去探望他的母亲。他去看时,正想出去。她重新把帽子放下,给他斟一杯红葡萄酒,并给他吃干面包片。她看去镇定自若,既没有特别兴奋,也并非默不作声。她问起我们大家的情况,当然没有问得特别详细;她主要想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樱桃吃。她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房间自然一尘不染,她看去也挺健康。她的新生活方面,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她不想跟我爹一起到墓地去扫丈夫的墓。

“你一个人去吧,”她漫不经心地说,“他的墓在第十一排左面第三座。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呢。”

印刷工人事后又说,她谅必是到补鞋匠那里去了。他大发牢

“我和家里人蹲在这几间小房里,只能干五小时的活,挣的钱又少,我的气喘病又发作了。可大街里那间屋子却空着不住人。”

我爹在旅馆里租一间房间,等着邀去住,至少形式上表了一下态;但她置之不理。哪怕整屋子都是家里人,她还是提出一些反对的理由,说他不该和家人一起来住,把旅馆房钱白白花费了。看来她要和家庭生活一刀两断,现在想走一条适合自己脾胃的新路。我爹的脾气很好,既然看到十分愉快,就对我叔父说,一切听老太太自便吧?可她究竟想干什么呢!根据下一步报导,她已订了一辆“布雷克”,想在某一个星期四到什么地方去远足。

“布雷克”是一种大型高轮马车,坐得下整整一家人。过去有几次,当我们做孙子孙女的去看爷爷时,爷爷曾租了这种“布雷克”马车。当时一直待在家里。她不屑地把手一挥,拒绝一起去。乘了“布雷克”马车后,她又去K城旅行。这是一个大城市,乘火车约两小时才到。那边正在赛马,就是乘车去看马的。印刷工人现在简直惊惶失措了,他真想请一位医师。我爹看信时摇着头,但不主张请医师。我不是独个儿去K城的,有一个姑伴她同行。印刷工人信里说,姑是个傻里傻气的人,是老隔天吃饭的那家饭店里的厨师助手。从这时起,这位“怪姑”就牵着的鼻子走。看来,把她当作宝贝似的宠着她。她带去看电影,到那个补皮鞋的铺子里去,那鞋匠还是社会民人呢。传说这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一面玩牌,一面喝红葡萄酒。

“现在她替那个'怪姑'买一顶帽子,上面还有玫瑰花,”印刷工人灰心绝望地说。

“而咱们的安娜连圣餐时穿的衣服都没有!”叔父的信写得歇斯底里气十足,信里一个劲儿数落着我们亲,而且丝毫不肯让步。别的情况,我是从爹那儿获悉的。旅馆老板向他眨巴着眼睛,悄悄说:“B太太像大伙儿说开的那样,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

实际上,我在最后几年,生活上一点也不宽裕。不上饭店时,她一般吃少许蛋制品,喝些咖啡,主要吃的是她喜的干面包片。为此,她破费买些便宜的红葡萄酒,每餐总要喝上一小杯。她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不仅仅收拾她所住的卧室和所用的厨房。但她瞒着儿孙偷偷在抵押。大家始终不知道她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看来她都给那个补鞋匠了。死后,他搬到另一个城里,据说在那儿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鞋店。严格地说,她一生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生活。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她做女儿、妻子和母亲时代的;第二阶段则纯粹以B太太的面目出现。这时她孑然一身,不尽任何义务,经济情况虽不十分好,但比较宽裕。第一阶段的生活前后长达六十年,第二阶段却不到两年。我爹后来得悉,她在最后半年对一般人干脆置之不理。夏天,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在小城空荡荡的街上漫步,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她有时去看望牧师,据大伙儿说,那位跟老太太作伴的牧师,竟也邀她一起去看电影!她一点也不孤独。在补鞋匠那儿显然有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们,他们在高谈阔论。她在那儿经常带着自己一瓶红葡酒站着,只顾喝自己杯里的酒,而别人却夸夸其谈,对可敬的当局大肆攻击。这瓶红酒她是专留给自己的,有时也带些烈的酒给大伙儿喝。某一个秋日早晨,她突然在卧室里去世了。她不是死在床上,而是死在窗口的一把木椅里。她本来请那位“怪姑”在晚上看电影,因而死时姑在她身边。她活到七十四岁。我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挂在死时睡的那张床上。这照片是专为她儿孙们摄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满是皱纹的小小的脸,嘴唇狭而嘴巴阔。她的脸很小,但并不渺校她长年累月奴仆般地劳动,只有短短几年才饱享清福,终于油尽灯枯,了却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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