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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夏丏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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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浙 崇德人,作家、画家、翻译家。有画集《子恺漫画》,散文《缘缘堂随笔》,译作《源氏物语》、《猎人笔记》等。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 通与生活日益困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是“抱恨终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 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 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喑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 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无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

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嘻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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