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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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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 地》等。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 上,我经常想起家宝。60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 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蓝红糊壁的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到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老才,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 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 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 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 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 ,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12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痛,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报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板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认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30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肌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了。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面前,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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