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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明月高山流水——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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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组缃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山洪》,有《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印行。

俞平伯先生过去了。他享有九十高龄。照中国的旧说法,应该说这是“顺事”,但是俞先生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还是不胜悲戚。

我在少年时候就读他的新诗《冬夜》、《西还》等书,当时许多篇可以背得出来;“养在缸中,栽在盆中,你的辛苦,我的欢欣。”像这样的诗句常常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启发,因此我至今还能记得这些诗句的大意。朱自清、俞平伯是五四运动的两位新作家,新诗人,他们的作品对广大青年有深刻的影响。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30年代初,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俞先生是中文系的讲师。我要在这里说明,在我们那个时期,讲师和教授在我们脑子里是一样的崇高,没有什么高下。那时俞先生住在南院,他同余冠英兄住处同院,我常到南院去。俞先生往往热情地要我到他屋里坐谈。谈的时候完全把我当成朋友,虽然我比他年小很多。我们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而且他一点也没有把我当成学生看待。他主动地写条幅字给我。那时他同周作人特别亲密,并代我向周作人要了四张屏条。他们的字都写得认真工整,可惜以后多次搬迁都丢掉了。他有个人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昆曲。他请了一位年老的笛师,常常在星期假日全家人都到圆明园废墟去呆一整天。我很喜欢他们唱的曲子。以后清华请了溥侗(红豆馆主)先生,开了教唱昆曲的课。我受俞先生的影响,也选了这门课。可溥先生对学生要求过严,我慢慢地就退下来了。俞先生知道了,也没有责备我。我选过俞先生两门课,一门是“词选”,他讲的内容绝不是考证和诠释词句,而是用他自己的感受引导我们来欣赏这些名作。比如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我们问什么是“伤心碧”,他讲了足足有半堂课,引导我们体会作者的感情加上他自己的联想,使我们能在一个广阔的领域来体会作品丰富的情思。他的这些见解都收在他的《读词偶得》这本书里。他对我的重要影响,就是叫我拿起一种古代文学作品来总是先从鉴赏方面来探索,而对当时流行的考证或注释不怎么感兴趣。朱自清先生也说,“你不适宜做考证工作”。这不能不说当时是受俞先生的影响。有一次余冠英兄告诉我,他做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两瓣黄叶走墙荫”,自以为这句词很好。但俞先生说,好是好,可不入格。可见词是有“格”的。而我还没有学到这水平。

俞先生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小说史”,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他的教法很特别,是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如鲁迅的“小说史略”, 适的关于中国明清小说的考证,以及其他的零碎资料指定叫我们自己看,进行思考和研究。甚至同顾颉刚、 适之一封有关的通信也印发给我们参考。他自己要上课的话,就叫注册课贴一张布告说俞先生那天上课。不贴布告,他就不上课。他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两个星期没来上课了,你们对小说研究有什么收获?我这两个星期对小说得有两点想法: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说完了,他就点头下课,往往不过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当时我们对俞先生这种教法是最欢迎的了。因为他安排我们和他一块儿来动脑筋,读作品,收集资料,研究作品,而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被动的受教的地位。

俞先生在北京文化界里,人人都知道他和周作人最亲密,而且很尊重周作人。可是在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周作人被拉下水去。在这点上俞先生绝不受影响,他巍然自主,一心帮助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和爱国人士,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使他们达到目的。这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设身处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共产 ,对新中国的建立欢喜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1954年忽然来了个《红楼梦》研究批判,正是以他为主展开的,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像平常一样,不显出紧张和反感。他说,“我正好趁此机会好好地学习 。”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他点我第一个发言。我把这次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提了几点意见,对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当时有几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站在中间向两边打槍。休息的时候,我问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郑先生笑着说,“你年轻的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可是周扬同志坐在旁边,没有作声。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好。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后来这个批判运动大大发展了,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也是思想落后。

回顾俞先生的一生,我在一首悼念他的诗中说他平生略如“清风明月,高山流水”。这是他留在我心中的风仪。我认为我对他这个比拟大致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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