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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先生与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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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杨绛(1911~), 苏无锡人,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作品。

钱钟书在《论 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烙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钟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钟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言,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回来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钟书近况,忙就走了。

钟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训,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成了人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湖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理想的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钱钟书和我同在英国牛津的时候, 源宁先生来信要钟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钟书立即遵命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后,他又嫌写得不够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细细删改修润,还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长了篇幅。他对吴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对吴先生的恋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

quette,在我国语言里好像没有等同的名称,我们通常译为“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带些轻贱的意思。英语里的这个字,并不一定是贬辞。如果她是妙龄女郎,她可以是个可爱的女子。但是加了一个形容词super-annuated(过期的,年龄过高的,或陈旧的),这位Coquette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译成中文,名称就很不客气,难免人身攻击之嫌。而这两个英文字只是轻巧的讥诮。钟书对此得意非凡,觉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给 源宁先生的稿子不会立即刊登。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 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吴先生,由吴先生转 先生,这样可以缩短邮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吴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称,蛮横无礼地不让删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后就急切等待 先生的欣赏和夸奖。

先生的回信来了,是由吴先生转来的。 先生对钟书修改过的文章毫无兴趣,只淡淡说: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吴宓先生,请他退回钱钟书,还附上短信,说钟书那篇文章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显然他并不赞许,更别说欣赏。

钟书很失望,很失望。他写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 先生的赞赏。不料这番弄笔只招来一场没趣。那时候, 源宁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师中最亲近的一位。 先生宴请过我们新夫妇。我们出国,他来送行,还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轮。钟书是一直感激的。可是 先生只命他如此这般写一篇书评,并没请他发挥高见,还丑诋吴先生爱重的人——讥诮比恶骂更伤人啊,这对吴先生出言不逊。那不是 先生的本意。钟书兴头上竟全没想到自己对吴先生的狂妄。

钟书的失望和没趣是淋在他头上的一瓢清凉水。他随后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没趣,而是内疚。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只陪着他心中不安。我至今还能感到那份不安的情味。因为我不安也是内疚。我看到退稿,心上想了想: 先生和吴先生虽然“不够知己”,究意还是朋友:钟书何物小子,一个虚岁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师辈论知己吗?我如果稍有头脑,应该提醒他,劝阻他。尽管我比他幼稚,如果二人加在一起,也能充得半个诸葛亮。但是我那时身体不适,心力无多,对他那两篇稿子不感兴趣,只粗粗地看看,跳进眼里的只是那两字的雅号,觉得很妙。我看着他忙忙地改稿寄信,没说什么话。我实在是对他没有关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我的不关心。这使我深深内疚。我们同在内疚,不过缘由不同。

我的了解一点不错。多年后,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我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

1993年春,钟书住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回家刚不久,我得到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来信,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说到我们两人的话。她征得同意,寄来了她摘录的片段。钟书看到后,立即回信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这段话似乎不专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他类似的文章。信上又说:“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这显然是为了使吴宓先生伤心的那篇文章。尽管他早已向吴先生当面请罪,并得到宽恕,他始终没有忘怀。他信上还要求把他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按说,多年前《天下》刊登的那篇文章是遵 源宁先生之命而写的,第二稿并未公开发表,读到全文的没几个人。小事一桩,吴先生早已忘了,钟书也不必那么沉重地谴责自己。可是,我过去陪着他默默地内疚,知道他心上多么不好过。他如今能公开自责,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钟书在这方面和吴宓先生是相同的。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钟书也是真诚的人。

钟书对我说:吴宓先生这部日记,值得他好好儿写一篇序。他读过许多日记,有的是Rousseau式的忏悔录,有的像曾文正公家书那样旨在训诫。吴先生这部日记却别具风格。可惜他实在没有力写大文章,而他所看到的日记仅仅是一小部分。他大病之后,只能偷懒了。他就把自己的请罪信作为《代序》。

《代序》中说,他对吴宓先生“尊而不亲”。那是指他在清华当学生的时期。其实,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 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60年代初,吴先生到了北京,还到我家做客,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他曾是钱钟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钟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 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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