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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黄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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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人,当代作家。著有《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

绘画者,天才之事业也。我们河北蠡县梁家庄不过是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荒僻小村;而黄胄在我们老梁弟兄行中,又是比较幼小的,却从童稚时就显示出这种艺术才能。他写大仿,常是中途辍笔,竟然画开了画儿。祖父是戏班会头,而戏班就在外院,所以黄胄那时也常画“戏子人”。他现在画的人物婀娜多姿,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黄胄八岁随母亲离开了出生他的冀中平原,浪迹在古关中地区。“渭北春天树, 东日暮云”,是古人所谓云树之思,友朋间的怀念。黄胄远在渭水之滨;我转战于冀中,却没有到过 东,但这种云树之思却常牵动我的感情。近年来,我们身居京、津两地,相距咫尺,这种感情仍然有增无已。

黄胄一去就是二十余载。五十年代初,一位老朋友,名记者方明对我说,北京有一个画家黄胄,听说话也是你们“大百尺(村名)”那里的口音。对于“黄胄”其名,我当然不陌生。他的新疆风情画我看了不少,那种运用中国水墨画的湛笔法,流动、酣畅的线条,大胆、瑰丽的设色,新奇的构图,所描绘的草原牧民生活和歌舞人物,绝非等闲之画家所可望项背者,我当然印象难忘。究竟故乡谁能成为此大画家?想来想去,便想到可能是那个小兄弟“老傻”,因为只有他孜孜于 画,而他大哥也善挥洒丹青。彼时,拙作长篇小说《红旗谱》已一再刊行,出版社拟再印豪华本送瑞典做书展之用。编辑询问我,请谁绘制插图为宜,我就说北京有个画家黄胄,艺事妙,听说是我们老乡,可能熟悉书中所写的风土人情。当时,黄胄未答应作插画,但他给北京和平画店打电话,说想见我一面。我便请画店转告也有此愿。我们终于见了面。黄胄一露面,我就看出来了,不禁脱口而出:“是‘老傻’!”吾弟虽长别二十余年,说话仍不失乡音,叙述往事,倍为亲切。我到他家见了黄胄母亲——我的老婶子,一家子人同去吃了一顿饭,十分高兴。

我憨厚而又聪明的小兄弟,能成就如此大的事业,全在于他的勤奋。为了画好《红旗谱》插图,他重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同亲人、老乡促膝相谈,重 了童年生活之梦。所以,黄胄为小说所绘插图,生活气息浓厚,形象地再现了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那又富庶又贫穷的土地。他笔下的人物是家乡的人物,笔下事物是家乡的事物,完全是小说生活的补充,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小说中的人物春兰那幅画,在俏丽的外形下洋溢着冀中儿女的纯朴感情和青春气息,与其说它是从属于小说的插图,毋宁说是卓越的肖像描写,这真使拙作增添光彩。有意思的是,我的《红旗谱》在“文革”中受批判,黄胄也被株连,单是春兰这张成功之作,就批了一百二十场!

黄胄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曾经千辛万苦深入生活。他的驴子何以描绘得那样栩栩如生,憨态可掬?据他说,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乡时,居室隔壁就是“打掌铺”(削蹄钉的)掌,小驴或则奋蹄摇尾,或者喷鼻长啸,或则倒地翻滚,他都一笔一笔而记之。在长期的生活与观察中,才创作出百态千姿的驴。前人绘驴,每以“骑驴过小桥,独语梅花瘦”,或“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清隽冷瘦意境为尚,黄胄画驴却着力描绘这种动物与民间生活的联系,渲染驴子的稚憨神态。这一农家蠢物竟也登上大雅之堂,是我国传统绘画创作领域的一大扩展。

清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深入生活即师造化,创新即不落俗套,学习 传统技巧即继承古法,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在北京,在我们几十年互相来往中,只见他一时猛攻画鸡,一时猛攻画马,一时猛画鸡雏,一时又见他猛攻骆驼。有一次,我见他房里挂着一张铅笔画,上题:“用铅笔也可画‘八大’”。他临宋、元、明、清作品,临任伯年,画竹,画草,画棕树,画荷花,一个个攻关,又一个个转化为自己的笔墨。现在他画墨驼已经达到升华的境地。

自从我与黄胄兄弟重逢,相知数十年,感到吾弟的确永为燕赵之人。他收入颇丰,但不喜金钱,“文革”中群众冻结他的存款,发现仅有人民币三十二元。他在友朋间慷慨仗义,不拘小节,不失燕赵男儿之风。

在大千世界中,黄胄捕捉人世间之美,创作颇丰,作品已为海内外人士所熟知。他遵中国领导之嘱,1978年为日本国裕仁天皇绘制了《百驴图》,1984年为美国大总统里根绘制了《松鹰图》,受到日、美人士的赞赏。现在一些人士已把黄胄画驴,与徐悲鸿先生画马,齐白石老人画虾,比之为我国近代画坛“三绝”。

艺无止境。我作如上说,绝非对自家弟兄故作渲染,而是表示我勉力向他学习 的寸心,并互勉作更高的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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