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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田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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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

李锐(1917~),湖南平 人,中 史专家。著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

跟家英是在延安时就认识的。延安当年是一个“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的地方;人们相互间很容易熟识,没有什么戒备(整风审干填“小广播”表,那是后来的事情)。1941年后,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文章寄来,必经我手,于是也就成了“文字之 ”。延安的生活,值得人们回忆的事情是很多的。如“粗布服”这个题目,就很值得写一篇文章。那时每年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裤是不发的。夏天人们都爱下河洗衣、洗澡或找水深之处游泳。有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见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文字之 后来一直保持着。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时,我写过一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的革命与反革命》,家英在《长 日报》上见到,压缩了工人运动等部分,改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推荐给《学习 》发表了。原来我还以为是《学习 》哪一位编辑多事。1952年调北京后,我转到工业系统工作。第一次见面时,我把过去搜集到的一大批有关近代、现代史的书籍,全部送给他了;表示从此“洗手”,同文字生涯告别。可是仍然留下一个“麻烦”:离开湖南前夕,我匆匆写了本书,《中国青年》要连载。于是将这个“麻烦” 给了家英,由他全权处理,他的工作岗位也便于处理此事。1956年此书出版时,对他删改的一些部分,我有不同意见,又恢复了原状,但他并不坚持己见。

由于“隔行隔山”,同在北京,却不易见面。大概是1955年或1956年,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同另外一位共同熟识的朋友碰到一起了,天南海北,古今上下,乱扯了一阵;意犹未尽,肚子又有一点饿,于是一同到西四牌楼的消夜摊,吃小菜,喝老酒。家英是四川人,龙门阵摆到深夜两点。七十年代初,在京郊山下那个隔离审查的地方,有一天忽然想起这件事,感慨系之,哼了四句:

咫只天涯见面难,只缘都在作京官。

百年一遇龙门阵,西四牌楼消夜摊。

几天之后,犹感伤不已,估计总有一天会再经过西四牌楼的,于是又哼了一首

何处可寻消夜摊?四牌楼夜景非前。

曾经有句怜遥梦,相对无人哭逝川。

由于一种千载难逢的偶然机会,从1958年1月开始,直到1959年9月,我们得以时常在工作也是开会时见面了。大家知道,这个期间是当代中国发生第一个大折腾的年代。我们比一般同志更直接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之中。作为个人来说,我大呛了几口水,被淹得半死不活。家英还好,得以幸免。这个期间的交往,就不限于摆摆龙门阵,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讨论时政,忧心国家,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了。这是真正的 心,当然也是危险的 心。前些日子,去看董边同志,才知道,我们当年 心的内容,有许多家英并没有跟自己的妻子说过。我在工业部门,他则常下农村。在了解情况方面,我们正好互相补充,使头脑比较冷静,有共同语言,能够不留情面地针砭时弊。我们都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 ,有作调查研究的习惯(在延安时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不喜欢说也讨厌听那些空话、大话,很看不惯某些吹牛奉迎的人。我们年纪轻些,在某些人眼中,也许属于“嘴上没毛”之类,但我们抱有“赤子之心”。

家英从小失去父母,在哥哥姐姐家中长大,当过中药铺的小学徒,这使他熟悉民间疾苦。他在抗战前,接受成都地下 同志的引导,积极参加救亡活动。1937年到延安。1947年他参加过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深知农村情况。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 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了,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买账,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探听气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风,我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果然,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这位“经济学家”赶时髦,抢浪头,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责。摔了这个筋斗,陈伯达痛苦之至,我们毫不同情。

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家英在四川农村蹲点,是穿着“便服”赶到上海的,几乎引起进出住处的不便。那次会议,东道主极尽招待之能事。此时此地,他向我描述了在农村挨饿的情景,以及基层干部的浮夸。那时他领导的一个工作组正在四川有名的全国劳模罗世发的家乡作调查,罗世发谈了他如何被逼讲假话、虚报产量的情况。6月底,庐山会议之前,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特别是共产风,已经发现,在逐步纠正之中。开会前夕,毛主席指出十九个要讨论的问题,准备纠“左”。会议的初期,是“神仙会”,毛主席找我们少数几个人谈了三次,谈得很融洽,有时满堂欢笑。家英将工作组写的有关罗世发的材料 了上去。我们尽自己所知,作了汇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最重要的一条是:应当让陈云同志重新主管财经工作。

在延安时,我们是革命的晚辈,通过整风学习 ,我们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深刻理解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敬仰、尊重,自信不比许多老同志差。《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所反映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也不比陈伯达之流了解得差。尤其家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987条注释的主编,更是如此。由于各自有机会接触过主席的一些手迹,以及早年不为人所知的史事,或者直接多年在身边工作,我们对主席的不同凡响、棋高一着,比一般同志可能感触更深一些。可是,我们也确实没有将主席当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人。因而对主席的某些缺点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议论。家英当时有一个集中的想法,即主席应当摆脱日常事务,总结一些重大经验,专心于理论的著作,这样对后代更有意义。在庐山时,他跟我谈过一副对联,下联是“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指这个意思。他很惋惜主席志不在此。他早就同我谈过,编《毛泽东选集》时,主席常有厌于回顾旧作的情绪,而兴趣全在新的事物。

1959年庐山的大风波,原因很复杂,这同当时有兴风作浪、惟恐天下不乱之人,也有关系。7月23日,正式宣布批判彭德怀同志之后,我和家英等四个人,沿山漫步。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远望长 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阵阵,大家仍无言相对。亭中有一块大石,上刻王明一首七绝,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一首对联吧。我拣起地下烧焦的松枝,欲书未能时,家英抢着写下了这一首名联:

四面 山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声,沿着来时的道路,各自归去。

家英当年跟我谈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最后一条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应当说,这是一个 员对 的领袖最高的关怀。在山上开“神仙会”阶段,由于我的不谨慎,这三条意见同一位有老 情的同志谈了,开大会时被捅了出来。此事当时虽被“掩盖”过去,仍然影响到家英后来的处境,使我长期耿耿于怀。在山上时,我曾有过一种很悲观的情绪,向家英流露过。开完会,回到北京之后,他特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 。”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1960年到1961年,我在北大荒劳动。前期在一个村子里,同老乡三同;后期调到虎林西岗农场场部,场部的生活条件稍好一些。由于身体关系,1961年底调回北京。其后两年,我独自一人在京闲居。两年间,同家英见过三次面,都是电话约到市内某一新华书店碰面,然后带着大口罩,漫步街头,找到有单间的饭馆,继续过去那种长谈。第一次碰面,我才知道在北大荒调到场部,是他和别的几个关心我的同志作的安排。七十年代初作的杂诗中,曾记述此事:打起精神学打场,忽传意外转西岗,长安故旧多关切,不忍其人葬大荒。这次在饭馆谈了一个下午,谈到北大荒当时少见炊烟的暮色和农民的生活景况时,我很动了感情。家英也谈起庐山会议之后,他所受到的种种冷遇。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大运动了。分手前,一起哼成了下面这首诗:

闹市遮颜时, 同犹可行。

人间多雨露,海内有知音。

冷眼观尘世,热肠向众生。

炎凉今亦甚,把酒贱浮名。

1963年12月,我被派到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当文化教员。离京之前,与家英话别,到后海岸边散步,该夜又到一个小酒店喝酒。当然,谈的主要还是当前大事。他正参加起草农村工作的后十条,说不久后,我会听到传达的。他谈此事,也是让我对形势放心之意。临分手时,走过景山很远了。对我的遭遇,这夜他特别感慨系之,又讲起吴季子来。夜半回到住处时,不能成寐,直到吟得下面一律,才勉强睡去。

客身不意复南迁,随遇而安别亦难。

后海林同月步,鼓楼酒座候灯阑。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为难壁上观。

夜半宫西墙在望,不知再见又何年。

真没料到,这夜竟是我同家英的永诀!“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虽然相约,如有事就直接通信,但接受山上的教训,莫再连累他,一直没有给他写过信,上面这首诗他也不知道。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害致死的情况。21日中央文革来人通知,两条罪名:同当时被批斗的办公厅负责同志关系不正常;一贯右倾。撤职交代,搬出中南海。并收走了全部文件。随即又听到办公厅大会上宣布了另一条罪状: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是指整理有关《海瑞罢官》的谈话时,他不赞成将彭德怀写进去。他这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 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 青的陷害。真想不到兢兢业业十八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七十年代初,住在京郊那个隔离审查的地方,怀念家英时,还作过这样一首七律:

老柳安详围海边,园中深院院中园。

多时不见忽相忆,无事而来乱扯谈。

世界纵横三万里,古今上下五千年。

戏言犹记料身后,又是黄昏絮满天!

家英专搜集清人字,我则兼搜字画;曾戏约后入土者,有继承权。董边同志告诉我,家英的藏书只收回很少一部分;有些难得的字条已散失,我送给他的一幅郑板桥字还幸存。收回的书籍中找到一本有我签名的日本版《东洋读史地图》,就带回留着纪念了。

这篇琐碎的“怀念”该结束了。但是对家英的怀念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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