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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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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 苏高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60年代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人们常能看到有一位奇特的老人,他坐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饶有兴味地看着街两边热闹繁华的商店,还有那来来往往的人流。

这位老人,就是北京大学的老教授,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先生。

金岳霖先生是我40年代在西南联大上学时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当时金先生也随清华大学来西南联大任教。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当新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的镜片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绳武的夫人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即斗篷。又叫“一裹圆”)。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虽然到美国治疗过,但眼神仍不大好,以致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虽然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但大一的学生对这课都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但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于是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这时,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又紧张又兴奋。那时联大女生以在蓝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为时髦,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后来,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时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必修课逻辑外,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像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许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 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有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他们住的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一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有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常常带着大梨、大石榴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斗鸡。斗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这些小朋友,然后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教哲学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 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一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时的那一幕。我想像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深,但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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