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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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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

陆文夫(1928~2005), 苏人,作家。著有小说集《小巷深处》、《小巷人物志》、《美食家》等。

我六岁的时候开始读书了,那是1934年的春天。

当时,我家的附近没有小学,只是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在十多棵双人合抱的大银杏树下,在小土庙的旁边有一所私塾。办学的东家是一位较为富有的农民,他提供场所,请一位先生,事先和先生谈好束※、饭食,然后再与学生的家长谈妥学费与供饭的天数。富有者多出,不富有者少出,实在贫困而又公认某个孩子有出息者也可免费。办学的人决不从中渔利,也不拿什么好处费,据说赚这种钱是缺德的。但是办学的有一点好处,可以赚一只粪坑,多聚些肥料好种田,那时没有化肥。

我们的教室是三间草房,一间作先生的卧室,其余的两间作课堂。朝北篱笆墙截掉一半,配以纸糊的竹窗,可以开启,倒也亮堂。课桌和凳子各家自带,八仙桌、四仙桌、梳桌、案板,什么都有。

父亲送我入学,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木牌供在南墙根的一张八仙桌上,桌旁有一张太师椅,那是先生坐的。拜时点燃清香一柱,拜烛一对,献上供品三味:公鸡、鲤鱼、猪头。猪头的嘴里衔着猪尾巴,有头有尾,象征着整猪,只是没有整羊和全牛,那太贵,供不起。

我拜完孔子之后便拜老师,拜完之后抬头看,这位老师大约四十来岁(那时觉得是个老头),戴一副洋瓶底似的近视眼镜,有两颗门牙飘在外面。黑棉袍、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穿一条扎管棉裤,脚上套一双“毛窝子”,一种用芦花编成的鞋,比棉鞋暖和。这位老师叫秦奉泰,我所以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那是因为我曾把秦奉泰读作秦秦秦,被同学们嘲笑了好长一阵,被人嘲弄过的事情总是印象特深。

秦老师受过我三拜之后,便让我站在一边,听我父亲 待。那时候,家长送孩子入学,照例要作些口头保证,大意是说孩子入学之后,一切都听先生支配,任打任骂,家长决无意见,决不抗议。那时的教学理论是“玉不琢不成器”,所谓琢者即敲打也。

秦老师也打人,一杆朱笔、一把戒尺是他的教具,朱笔点句圈四声,戒尺又作惊堂木,又打学生的手心,学生 头接耳,走来走去,老师便把戒尺一拍,叭地一响,便出现了琅琅的读书声。

秦老师教学确实是因材施教,即使是同时入学的学生,课本一样,进度却是不同的。我开始的时候读《百家姓》、《三字经》。每天早晨教一段,然后便坐到课桌上去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读熟了便到老师那里去背,背对了再教新的。规定是每天背一次,如果能背两次、三次,老师也不反对,而是加以鼓励。但也不能充好汉,因为三天之后要“总书”,所谓 故而知新,要把所教的书从头背到尾,背不出来那戒尺可不客气。我那时的记忆力很好,背得快,不挨打,几个月之后便开始读《千家诗》、《论语》。秦老师很欢喜,一时兴起还替我取了个学名叫陆文夫,因为我原来的名字叫陆纪贵,太俗气。

我背书没有挨打,写字可就出了问题。私塾里的规矩是每天饭后写大、小字,我的毛笔字怎么也写不好,秦老师开始是教导我:“字是人的脸,写得难看是见不得人的。”没用。没用便打手心,这一打更坏,视写字为畏途,拿起毛笔来手就抖。直至如今,写几个字还像蟹爬的。

秦老师是个杂家,我觉得他什么都会。他写得一手好字,替人家写春联、写喜幛、写庚贴、写契约、合八字,看风水,念咒画符,选黄道吉日,还会开药方。他的桌子上有一堆书,那些书都不是课本,因为《论语》、《孟子》之类他早已倒背如流,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属于医卜星相之类,还有一只罗盘压在书堆的上面。秦老师很忙,每天都有人来找他写字、看病,或是夹起个罗盘去看风水。经常有人请他去吃饭,附近的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把老师请去坐首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办学的农民怕出事,把私塾停了。秦老师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授馆,那里离我家有十多里,穷乡僻壤, 通不便,可以躲避日寇。秦老师事先与办学的东家谈妥,他要带两个得意的门生作为附学(即寄宿生),附学的饭食也是由各家供给的,作为束※的一个部分。一个附学姓刘,比我大五六岁,书读得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秦老师来不及写的春联偶尔也由他代笔。此人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后来听说也是做新闻工作的。还有一个附学就是我了,那时我才九岁,便负芨求学,离家而去,从此便开始了外出求学的生涯,养成了独自处理生活的能力。

新学馆的所在地确实很穷,偌大的一个村庄,有上百户人家,可学生只有十多个。教室是两间土房,两张床 就搁在教室里,我和姓刘的合睡一张竹床 ,秦老师睡一张木床 ,课桌和办公桌就放在床 前。房屋四面来风,冬天冻得簌簌抖,手背上和脚后跟上生满了冻疮,冻疮破了流血流脓,只能把鞋子拖在脚上。最苦的要算是饭食了,附学是跟随先生吃饭,饭食是由各家轮流供给,称作“供饭”。抗战以前供饭是比较考究的,谁家上街买鱼买肉,人们见了便会问:“怎么啦,今朝供先生?”那吃饭的方式确实也像上供,通常是用一只长方形二层的饭篮送到学校里来,中午有鱼有肉,早晚或面或粥,或是糯米 子,面饼等。我走读的时候同学们常偷看先生的饭篮,看了嘴馋。等到我跟先生吃供饭的时候可就糟了,也许是那个地方穷,也许是国难当头吧,我们师生三人经常吃不饱,即使吃不饱也不能吃得碗空空,那是要被人笑话的。有一次轮到一户穷人家供饭,他自家也断了顿,到亲朋家去借,借到下午才回来,我们师生三人饿得昏昏。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饥饿的滋味,饿极了会浑身发麻、头昏、出冷汗。当然,每月也有几天逢上富有的人家供饭,师生三人可以过上几天好日子,对于这样的日期,我当年记得比《孟子》的辞句都清楚。

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可我和秦老师的关系却更加密切,毛笔字还未练好,秦老师大概见我在书法上无才能,也就不施教了,便教我吟诗作对,看闲书。吟诗我很有兴趣,特别是那些描绘自然景色的田园诗,我读起来就像身历其境似的。作对我也有兴趣,“平对仄,仄对平,反正对分明,来鸿对去雁……”有一套口诀先背熟,然后再读秦老师手抄的妙对范本。我至今还记得一些绝妙的对联,什么“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和尚撑船篙打 心罗汉,佳人汲水绳牵井底观音。”当然,最有兴趣的要算是看闲书了,所谓闲书便是小说。

前面说到秦老师的桌上有许多不属于课本之类的书,这些书除掉医卜星相之外便是小说。以前我不敢去翻,这时朝夕相处,也就比较随便,傍晚散学以后百无聊赖,便去翻阅。秦老师也不加拦阻,首先让我看《尽忠岳传》,这一看便不可收拾,什么《施方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都拿来看了,看得废寝忘食,津津有味,其中有许多字都不识,半看半猜,大体上懂个意思,这就造成后来经常读白字,写错字。

秦老师的书也不多,他很穷,无钱买书。但是,那时有一种小贩,名叫“笔先生”,他背着一个大竹箱,提着一个包裹,专门在乡间各个私塾里走动,卖纸、墨、笔、砚和各种教课书,大多是些石印本的《论语》、《孟子》、《百家姓》、《千家诗》。除掉这些课本之外,箱子底下还有小说,用现在的话说都是些通俗小说。这些小说不卖给学生,只卖给老师,乡间的塾师很寂寞,不看点闲书很难受。只是塾师们都很穷,买的少,看的多,于是“笔先生”便开展了一种租书的业务。每隔十天半月来一次,向学生推销纸、墨、笔、砚,给塾师们调换新书,酌收一点租费。如果老师叫学生多买点东西,那就连租费都不收,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新书。那时,我经常盼望“笔先生”的到来,就像盼望轮到富人家供饭似的。

秦老师不仅让我看小说,还要和我讨论所看过的小说,当然不是讨论小说的做法,而是讨论书中谁的本领大,那条计策好,岳飞应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应当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待他日直捣黄龙,再死也不迟。看小说还要有点儿见解,这也是秦老师教会了我。当然,秦老师这样做不会是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作家,将来也写小说,可这些都在幼小的心灵中生下了根,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年之后因为家庭的搬迁,我便离开了秦老师,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可他却没有忘记我。听我父亲说,他曾两次到我家打听过我,一次是在解放的初期,一次是在困难年,即60年代的初期。抗战胜利以后私塾取消,秦老师失业了,在家靠儿子们种田过日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据说是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老来还惦记着他的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我,一个是那位姓刘的。大概他想起还教过一些学生的时候便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吧。前些年我回乡时也曾经打听过他,却没有人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或曾经有过叫秦奉泰的。“乡曲儒生,老死翰墨,名不出闾巷者何可胜道。”我记起了秦老师曾经教过我的古文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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