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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堂断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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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

宗璞(1928~),女,原名冯钟璞,原籍河南省唐河县,生于北京。著有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散文集《宗璞散文集》等作品。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9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像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一次是11月11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搏。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你太累了!”“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几天,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的劳累和担心,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次惊险镜头。”12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也是他最后的寿辰。这一天,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丁石孙等先生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五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九○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惟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11月26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 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径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作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1982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九○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饮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1926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 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1982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1945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本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不得不离开病房了。我们围跪在床 前,忍不住痛哭失声!仲辽扶着我,可我觉得这样沉重的孤单!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需我侍奉,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 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

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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