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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渡,觅渡,渡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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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

梁衡(1946~),山西霍州人,作家。著有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问路》、《梁衡散文选》,章回体知识性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等。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 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师全 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 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槍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 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 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 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然。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 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惟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 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 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槍。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 右派的批驳、在 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 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 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像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 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的《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拨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 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 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摆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摆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 ,都不如临 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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