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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山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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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

陈建功(1949~),广西北海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皇城根》(与人合作),短篇小说《流水弯弯》、《前科》等,散文随笔集《从实招来》等。

四年前,妈妈过世三周年那天,我到八宝山骨灰堂取回了妈妈的骨灰——按照当时的规定,三年期满,骨灰堂不再负保管的责任。

远在广州的父亲来信说,还是入土为安吧!

可是,哪里去买这一方土?

四年前那时候还不像现在,现在倒新辟了好几处安葬骨灰的墓地。那时,只有一个别无选择的,形同乱葬岗子的普通百姓的墓地。我去那里看过,普通百姓身后的居处和他们生前的住处一样拥挤。我辈本是蓬蒿人,把妈妈安葬在这里,并不委屈。然而,想到性喜清静的妈妈将挤在这喧嚣的、横七竖八的坟场上,又于心何忍?

对官居“司局级”方可升堂入室的“革命公墓”,我是不敢奢望的。假若妈妈是个处长,说不定我也会像无数处长的儿子一样,要求追封个“局级”,以便死者荣登龙门,荫及子孙。而我的妈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非分之想或许有过——为妈妈买骨灰盒的时候,不知深浅的我,要买一个最好的。我当即被告知:那必须出示“高干证明”。从那以后,我不敢再僭越。现在,妈妈躺在80元一个的骨灰盒里。躺在八十元一个的骨灰盒里的妈妈,得找一个合乎名分的墓地。

最后,我把妈妈的骨灰,埋在我挖过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岗上。

那几天,我转悠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终于买到了一个刚好容下骨灰盒的长方形玻璃缸。我又找到一家玻璃店,为这自制的“水晶棺”配上了一个盖。一位朋友开来了一辆“拉达”,把我送到距北京一百多里以外的那座山脚下。

那些曾经一块儿挖过煤的朋友,现在有的已经是矿长了,有的还是工人。不管是当了官的,还是没当官的,谁也没有忘记我的热情好客的妈妈对他们的情分。我们一起动手,把骨灰盒埋下,堆起了一座坟头,又一人搭了一膀子,把那巨大的汉白玉石碑由山脚下一步一步抬上山来。

石碑俯瞰着那条由北京蜿蜒西来的铁路。

我十八岁那年,列车就是顺着这条铁路,把我送到这里当了一名采掘工人的。当年的我,身单力薄,体重不及百斤。我扛着一个裹在蓝塑料布里的巨大的行李卷儿,沿着高达360级的台阶,一步一步爬上山来。此后的十年间,我在这里抡锤打眼,开山凿洞,和窑哥们儿相濡以沫,相嘘以暖,也尝到了政治迫害的风霜。十年以后,二十八岁,当春风重新吹拂中国大地的时候,我揣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又是顺着这条铁路,迤逦东去,寻回我少年时代便萦绕于心的文学之梦。

我没想到,妈妈的坟居然就正对着这条令人百感 集的铁路线。尽管是巧合,却不能不使人怦然心动。如果说,这是因为我想到了人生际遇的沉浮兴衰,想到了妈妈可以在这山岗上为她的儿子感到自豪和欣慰,那么,我也未免过于肤浅了。妈妈毕竟是妈妈,她当然自豪过,得意过,为儿子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为儿子出版的第一本书,为儿子获得的第一篇评论……然而,妈妈绝不是千千万万望子成龙的妈妈中的一个。我接触过不少望子成龙的妈妈们,她们所能给予自己子女的,只是一种出人头地的焦虑。除了这焦虑,子女们一无所得。我的妈妈绝不想让儿女们为自己挣回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面子。她从来也没跟我念叨过“争光”、“争气”之类的话。她甚至告诉过我她并不望子成龙,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度过充实的一生。我当工人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是不是还应该坚持每周一书?同是工人,我相信,有人活得很贫乏,有人活得很充实。别怨天,别怨地,也别怨生活对你是不是公正。你只能自问是不是虚掷了青春?”我当作家以后,妈妈对我说:“得意的时候,你别太拿这得意当回事,省得你倒霉的时候想不开。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有主意,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好,知道吗?”……坦率地说,和许许多多儿子们一样,妈妈的话并不句句中听,自然也就不能声声入耳,特别是当儿子有点“出息”了以后。可是,当你在人生旅途上又走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发现,妈妈这平实的劝诫中蕴藏的是一种 辱不惊的人生信念,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焉知这不正是妈妈为儿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我当然不会忘记妈妈是怎样领我去叩文学之门的。我十岁的时候,她开始督促我写日记。我十二岁的时候,她让我读《西游记》。同样是十二岁那年,她教我“反叛”老师:“老师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吗?为什么不能写得和老师不一样?”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反叛”:用一首诗去完成了一篇作文。结果我得了二分。“如果我是你们老师,我就表扬你。你不是偷懒。按老师的思路一点儿不差地写,那才是偷懒呢?”——其实妈妈也是个老师。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敢让学生“反叛”老师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妈妈的苦心在我考高中时得到了回报,那试卷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我开始耍小聪明,玩邪的,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大概也真的不过是小聪明而已。可对于当时循规蹈矩的初中生来讲,确乎有点胆大包天了。富于戏剧性的是,妈妈恰恰是那次中考的阅卷老师之一。阅卷归来,眉飞色舞地夸奖有那么一位考生如何聪明,用书信体写成了这篇作文,成为了全考区公认的一份富于独创性的试卷,为此被加了分。讲完了“别人”,开始数落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不开窍。我等她唠叨够了,才不无得意地告诉妈妈:那位因封卷遮盖而使她不知姓名的答卷者,便是我。

为这个得意的杨塑散文式的结尾,我的下巴颏足足扬了一个夏天。

不过,对于我来说,最为铭心刻骨的,还是文学以外的事情。

我的学生时代,家境并不宽裕。父亲虽然在大学教书,却也不过是个讲师。父母除了抚养姐姐、妹妹和我以外,还要赡养奶奶、外祖。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给年龄尚小的妹妹买来苹果增加营养,我和姐姐只能等在一旁,吃削下来的苹果皮。我的裤子穿短了,总是由妈妈给接上一节。当接上两三节的时候,妈妈就笑着对我说:“看,你这模样简直像个少数民族了!”比起那些地处边远, 饱难继的人们,这当然也算不得什么,可是我读书的学校,是一个高干子女集中的地方。那些政治地位优越、衣食无愁的同学们,每逢假日,坐着“华沙”、“胜利”翩然来去。新学年返校,这个谈北戴河度假,那个谈中南海作客,我辈寒士子嗣,自尊心岂有不被伤害之理?我永远忘不了班上一个高傲的女同学,穿着一件蓝灯芯绒面的羔羊皮大衣,雍容华贵,使我不敢直视。每当看见那件皮大衣的时候,我就要想起自己的妈妈穿的那件旧皮袄。那是妈妈从南方调来北京和爸爸 圆时,为了抵御北方的寒风,在旧货店买的。那是一件由无数块一寸见方的碎皮子拼成的皮袄,每年冬天,我都看见妈妈小心翼翼地在那些碎皮子间穿针走线。我常常伤心地想,我妈妈穿的衣服,都不如这些女同学们啊!这感受,被写进了我的日记,它是不可能不被妈妈看见的,因为她每周都要对我的日记作一次评点。

“你怎么这么自卑?你想一想,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吗?”妈妈问。

我想了想,我说当然不是,我的书读得比他们多,作文也写得比他们好。

妈妈说,她也想过,除了让姐弟俩吃苹果皮,穿补丁衣服使她有点难过以外,她也不是一个事事都不如人的妈妈。比如,她可以告诉我们该读些什么书,怎样写好作文。

我哭了。妈妈也哭了。

我告诉妈妈,我错了,我不跟他们比这些。

“那你觉得怎么想才是对?”

“比读书,比学习 。”我说。

妈妈笑了,说:“这当然不坏。不过,慢慢你就明白了,读书、学习 也不是怄气的事,干吗老想着‘比’?你得学会把读书、学习 、思考、创造,都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这话你大概理解不了,以后再说吧!”

我当时的确是似懂非懂,只有当我十八岁以后,一个人借着矿区宿舍一盏自制的床 头灯,偷偷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又偷偷开始写一点什么的时候,才渐渐领会了妈妈这段话的深意。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而我,不仅从事着最艰苦的职业,而且政治上也屡经坎坷。连我自己都颇觉奇妙,十年光何以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尽管迷茫,却不空虚,尽管苦闷,却不消沉。我把一颗心完全沉浸在写作和读书里。书,大部分是妈妈利用分管图书馆之便,偷偷借给我的。坦率地说,也有一部分是我溜进矿上列为“四旧”的书库,偷出来的。“读书人,偷书还叫偷吗?”孔乙己的这句话,常常被我引以自嘲。

当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会觉得活得那样忙碌而充实。你不再怨天忧人,也不再度日如年。你渐渐地理解了,你的妈妈不可能留给你万贯家财,她甚至也不大关心你是否能吃上文学这碗饭——我猜想其中不乏余悸和苦衷。你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她的儿女是否能选择到一种有意义的活法儿。这活法儿使他们即便身处卑微,也不会失去自立于同类的尊严感,不会失去享受充实的人生的自信。

妈妈病故的时候,年仅五十五岁。

我已经忘记是哪一位作者在哪一篇文章里讲过自己过生日的惯例了:那一天他绝不张灯结彩,也绝不大快朵颐。他把生日那天作为“母难日”,他说因为自己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太大的痛苦。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最适宜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孝心。不过,这“母难日”三个字,总使我难免动容。因为我不仅是在出生那天给母亲带来痛苦的儿子,而且是给母亲带来了终生灾难的儿子。因我的出生,使妈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而母亲如此过早地亡故,恰恰是由于心脏病的发作。

我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好好活着。充实,自信, 辱不惊。像妈妈期望的那样。

妈妈还在山岗上。山岗是普通的。妈妈也是普通的。

每年清明,我都去看望山岗上的妈妈。

妈妈去世后,我们三个子女各自拿了一件遗物作纪念,我拿的,是那件用无数块碎皮子拼成的皮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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