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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溥仪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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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浙 绍兴人,现代作家。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等。

溥仪先生:

听我的朋友 适之君说,知道你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并且在两年前“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思想也是颇开通的。我有几句话早想奉告,但是其时你还是坐在宫城下上谕,我又不知道写信给皇帝们是怎样写的,所以也就搁下;现在你已出宫了,我才能利用这半天的工夫写这一封信给你。

我先要跟着我的朋友钱玄同君给你道贺,贺你这回的出宫。这在你固然是偿了宿愿,很是愉快,在我们也一面满足了革命的心愿,一面又消除了对于你个人的歉仄。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但怕要留为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事业因此还未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青年老是监禁在城堡里,又觉得心里很是不安。张国焘君住在卫戍司令部的优待室里,陈独秀君住在警察厅的优待室里,章太炎先生被优待在钱粮 同,每月有五百元的优待费,但是大家千辛万苦的营救,要放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 ,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 了。你被圈禁在宫城里,连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自由 都没有,我们虽然不是直接负责,听了总很抱歉,现在你能够脱离这种羁绊生活,回到自由 的天地里去,我们实在替你喜欢,而且自己也觉得心安了。

我很赞成钱君的意见,希望你补 一点功课,考入高中,毕业大学后再往外国留学。但我还有特别的意见,想对你说的,便是关于学问的种类问题,据我的愚见,你最好是往欧洲去研究希腊文学。替别人定研究的学科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与本人的性质与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别有一种理由,说出来可以当作参考。中国人近来大讲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然而专门研究某一种文化的人终于没有,所以都说的不得要领。所谓西方文化究竟以那一国为标准,东方文化究竟是中国还是印度为主呢?现代的情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点上去,找寻他的来源。我想中国的,印度的,以及欧洲之根源的希腊的文化,都应该有专人研究,综合他们的结果,再行比较,才有议论的可能,一切转手的引证全是不可凭信。研究东方文化或者另有适当的人,至于希腊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托足下了。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不是“自手至口”的人们所能造作的,我们必定要有碗够盛酒肉,才想到在碗上刻画几笔花,倘若终日在垃圾堆上拣煤粒,哪有工夫去做这些事,希腊的又似乎是最贵族的文明,在现在中国更不容易理解。中国穷人只顾拣煤核,阔人只顾搬钞票往外国银行里存放,知识阶级(当然不是全体)则奉了群众的牌位,预备作“应制”的诗文;实质上可吃的便是宝物,名目上是平民的便是圣旨,此外都不值一看。这也正是难怪的,大家还饿鬼似的在吞咽糟糠,哪里有工夫想到制造“嘉湖细点”,更不必说吃了不饱的茶食了。设法叫大家有饭吃,诚然是亟应进行的事,一面关于茶食的研究也很要紧,因为我们的希望是大家不但有饭而且还有能赏鉴茶食的一日。想到这里,我便记起你来了,我想你至少该有了解那些美的文明的可能,——因为曾做过皇帝。我决不是在说笑话。俗语云,“做了皇帝想成仙”,制造文明实在就是求仙的气分,不过所成者是地位,所享者是尘世清福而已,这即是希腊的“神的人”的理想了。你正式的做了三年皇帝,又非正式做了十三年,到现在又愿意取消帝号,足见已饱厌南面的生活,尽有想成仙的资格,我劝告你去探检那地中海的仙岛,一定能够有很好的结果。我想你最好往英国或德国去留学,随后当然须往雅典一走,到了学成回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你到北京大学来担任(或者还是创设)希腊文学的讲座。

末了,我想申明一声,我当初是相信民族革命的人,换一句话即是主张排满的,但辛亥革命——尤其是今年取消帝号以后,对于满族的感情就很好了,而且有时还觉得满人比汉人更有好处,因为他较有大国民的态度,没有汉人中北方的家气与南方的西崽气。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话,我希望你不会打破我这个幻想罢。

1924年11月30日,周作人

再者,风便祈将台甫示及,以便称呼。又及。

追记

这封信才写好,阅报知溥仪君已出奔日本使馆了。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总觉得十分残念。他随着英国人日本人这样的跑,结果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只有明白的汉人(有辫子的不算)是满人和他的友人,可惜他不知道。希望他还有从那些人的手里得到自由 的日子,这封信仍旧发表。在别一方面,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幸灾乐祸是无怪的,我们何必空口同他们讲理呢?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

12月1日添书

《语丝》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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