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磨难

蔡建伟

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困窘。面对如此境遇,母亲着手的第一件事竟是指导没上过一天学的父亲认字识数。

母亲20岁时,姥姥就去世了,那时舅舅、大姨已经结婚生子,姥爷常年忙得不着家,于是两年后,母亲草草嫁给了父亲。年轻的父亲除了脑壳活泛点、人品不错外,实在乏善可陈,即使在当时的本地农村,父母双亡、无房无粮的父亲也是下下之选。让人唏嘘的是,嫁到蔡家后,母亲的磨难才真正开始。

婚后几年,她接连生下我们兄弟三人,其时,计划生育抓得正紧,一点陪嫁全被计生人员拉去充当罚款,只剩下两口红漆的樟木箱子和一个衣柜,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困窘。面对如此境遇,母亲着手的第一件事竟是指导没上过一天学的父亲认字识数。从此,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母亲成了有模有样的周老师,在她的教诲下,父亲终于认识了湖北、广东、深圳等地名,虽然拆分后就又不明所以,但这仅有的一点文化确实起到了睁眼看世界的作用。

每当日子难以为继时,母亲就到娘家化缘,几乎每个农忙季节,大姨、姨夫都会走几十里山路来帮忙。在舅舅的协助下,母亲又在乡村中学旁边开起了村里第一个小卖部。做生意的母亲确实是一把好手,对穷学生也言语温暖,以至于多年后,走在深圳街头,还有不少在广东打工的当年学生向她问好。

1990年代,母亲和父亲一起到惠州搞起汽车运输,也挣过不少钱,但汽运终究有风险,一次事故就足以资不抵债,父亲还为此身陷囹圄。母亲独自回乡,从舅舅家拉来棉花加工成棉褥售卖。她用一根小竹竿,挑着棉褥走过了方圆百八十里的每一个村庄,愣是挑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学费和生活费。多少年后,我从电子地图上看到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村庄名字,一次次想起挑着棉褥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母亲,禁不住热泪盈眶。

日子有时苦得让人看不到希望,母亲也会大哭一场,但哭过之后,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忙碌起来,一直熬到父亲出狱,全家团聚。再后来,父母重返深圳,开餐馆,做保洁,不管读书无用论如何甚嚣尘上,她坚持培养了3个大学生,还盖起了漂亮的楼房。为此,她整整10年没回老家过春节。

去年5月30日晚上,父亲从深圳打电话来,说母亲突然消瘦很多,并且伴有间歇性头痛。6月3日,母亲请假从深圳回武汉,我带她到同济医院检查,很快确诊为肺癌晚期,已转移至骨髓盆腔,化疗也不再有意义。我托同学的姐姐转院到湖北省肿瘤医院,只奢望能减轻她一点痛苦。给她看病的主任医生医术精湛,还不时同她拉家常,鼓励她乐观面对。多少年粗粝地活着,一旦享有这样的待遇,母亲竟有些不习惯,不停表示感谢,叮嘱我要好好感谢医护人员。她也觉得这次的病不同以往,精神稍好时对我说,“要真的是不治之症,就出院回家,不用花冤枉钱,反正你们兄弟仨已经长大了,只有军军(我小弟乳名)没结婚,这个家已经不再那样需要我了。”我们宽慰她是早期肺癌,再活5到10年没问题,再说为了没出世的孙子(当时我大弟媳已怀孕),也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听到这些话,母亲笑了。

多方打听得知,印度产的易瑞沙对这种病可能有用,我们几经周折买了一瓶,母亲服用后有些效果,但终究无力回天。6月25日早上,表姐夫开车将母亲从医院接回老家咸宁,父亲和我们弟兄仨一起,到处敬神烧香磕头,还请了巫师、教徒到家中做法事、祷告,都毫无效果。此时的母亲已是油尽灯枯。临终前两天,母亲不停说话,声音清脆,逻辑清楚,内容广泛,用咸宁话安排家事,要我们起床去种玉米、栽油菜,又用普通话安排工作,凌晨5点强行要起床去为公司员工准备早餐。当时,我们都不认为这是回光返照,更愿相信奇迹发生了,甚至神迹显灵,但母亲还是在7月13日凌晨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生爱憎分明、聪明要强,但有两件事她有苦说不出,一是因为宅基地引起纠纷,吃了亏却不能据理力争,因为对方是她视作长辈的二哥二嫂。比这更让她痛苦的是我小家庭的不幸,为了让我不至于太难做人,母亲从不在我面前表现过多的忧虑。只有一次在医院聊天,她叹了叹气,对我说:“这辈子没有一件事情值得开心。”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