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娘

◎文/杨飞

春,那年我五岁

乡村的夜总是来得很早,风呼啸着穿过弄堂,桌上的煤油灯忽闪了几下,一旁的残垣上,凹凹凸凸,到处是泥巴掉了的痕迹,突兀的沙石上,煤油灯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娃,快去把门关上。”是母亲有气无力的声音。

母亲已经有好长日子没吃上一顿饱饭了,家里唯一储存可以充饥的几个红薯,已经被我和哥无情地瓜分。每天,母亲会煮一大锅粥,说是粥,实际上几乎是清澈见底,而唯一的那几粒米也被母亲捞起来给了我和哥,等父亲和奶奶喝完米汤,母亲才又在锅里添了一瓢水,混上缺了角的土碗上残留的汤,再烧开了喝。父亲总有些不忍,母亲总说,我一个女人家,吃不了什么的。

我欢快地答应着,顺着黑黑的过道去关门,门已经坏了很久,我跟母亲说过好多次,母亲总是摸着我的头说:“将就用吧。”关门的时候,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掩上了门,屋外,刺骨的寒风千军万马般打在门上,透过门上几个大大的缝杀将进来,我打了个寒战,转身往回跑,身后,门上的铁环叮当作响。

晚餐已经做好了,不同的是,除了热气腾腾的粥,桌上还多了两个地瓜。吃吧,母亲把烧熟的地瓜分成了四块,奶奶、父亲、我和哥。一家人便围在了桌旁开始了晚餐。狼吞虎咽地吃完地瓜,喝了两大碗稀粥后,瞌睡虫便来了,我迷迷糊糊地顺势躺在了母亲的怀里。

我是那样迷恋母亲那温暖的怀抱,那已是我的习惯,每晚吃完饭,躺在母亲的怀里,就着煤油灯柔弱的灯光,听着母亲和父亲奶奶拉家常时缓缓的呼吸,我便会沉沉睡去。那晚,朦胧中我听母亲说:“二娃该上学了”然后是父亲沉重冗长的叹息声。

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没有被单薄的被冻醒,睡得香甜沉美。

夏,那年我十四岁

我上初中了,虽然母亲可以吃到饱饭,可以不再喝全家人的残羹冷汁,但家里依然很贫穷,哪怕是过年,我和哥也没穿过一件新衣裳,补丁被奶奶打了一次又一次,而母亲的衣裳也越来越短。家里所有的开销几乎全用在了我和哥的学费上。

那时候,我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叛逆小子,经常在外面惹事生非,原因只有一个,丑陋的母亲长了两颗暴牙,而每一次惹事,在得到父亲的一顿暴打之后,都是母亲去给我收拾残局,然后是默默地垂泪,但她从不动手打我。

那时候,我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女生,有一天放学后,我硬生生拉着那个女生说:“我喜欢你,我要做你的男朋友!”那个女生是乡卫生院院长的女儿,她甩开我紧拽她的手,轻蔑地瞧了瞧我满身的补丁,指着我的鼻子狠狠地说:“呸,小乞丐,你也配?还有,你看你娘那两颗暴牙,真丑!”她的话再一次伤害了我,她可以骂我小乞丐,但绝不能侮辱我的母亲,我愤怒地和她扭打在一起,只听嘶一声,女生雪白的的确凉衬衫被我撕开了长长的一条口子,雪白的胳膊顷刻间裸露在围观的一群男生面前,我在女生的哭泣和“流氓”声中逃离。

那个高大威猛的院长父亲纵是不会放过我这个“小流氓”的,他像抓小鸡一样抓着我的腿,硬是把我倒拎着扔到了母亲面前。母亲抄起一根木棍第一次在我的屁股上开起了花,“叫你不学好,叫你当小流氓”屁股尖锐地疼,我忍着泪,一个字也没说,那时候,我是恨我那个丑娘的。

秋,那年我二十三岁

很少回家去,我和哥都已经在城里工作了,家里只剩下年事已高的奶奶,日渐苍老的父亲和丑娘。说是丑娘,其实我从来没觉得她丑,即便在那么一段短短的时光里,我对她是有些隐隐的恨,恨她长了让同学耻笑的暴牙,恨她不能给我新衣服穿,而现在,我已慢慢地成熟,丑娘,丑娘,可她是我的亲娘啊。

母亲开始有些唠叨,两颗暴牙也掉了,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叫她去补两颗牙,她都是答应着,却一直没有行动,就那么豁着。母亲也隔三叉五地打来电话,问我的工作顺不顺心,吃得好不好,有没有新交女朋友,一说就是半天。有时候,她也跟我说她跟奶奶闹的一些别扭,总说奶奶老了老了,还真小气了,但说归说,最后她总不忘吩咐我回去看看奶奶,说奶奶想你了,而我总以工作忙推脱,虽然离家只有一两百里地。其实不是不愿回去,而是真的不愿看到母亲两鬓的白发又多了几绺,脸上皱纹又多了几根,那总会让我感叹岁月的无情,让我的心生生地疼,也知道,想我的,是母亲。

一个淫雨纷飞的日子,乡下的母亲打电话来,泣不成声,说:“二娃,奶奶快不行了”回到家的时候,奶奶已经安祥地闭上了双眼。

母亲一边哭一边操持着奶奶的后事,晚上守灵的时候,母亲总是坐在那把奶奶坐了一辈子的小凳子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奶奶的棺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抹眼泪。那几天,母亲没有合一下眼。

奶奶下葬那天,阴霾的天空下着细雨,秋风沁凉,母亲跪在奶奶的坟前,不停地往奶奶的坟上添土,雨顺着母亲满头的白发流下来,眼睛红肿着,她是那么的悲恸哀伤。我和哥拉了她好多次,说奶奶已经走了,我们回去吧。她迟迟不肯起来,说:“天凉了,让我多陪陪奶奶吧,我怕她冷”

冬,那年我三十二岁

母亲真的老了,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利索能干,话也更多了。没事的时候,我会打电话回去,问问她和父亲的情况,身体好不好,有没有买点喜欢吃的来吃,她总说,我们好着呢。我也会在忙碌的工作里挤出时间来,带上五岁的儿子回乡下去看他们,没办法,母亲犟,好几次想把他们接来城里,她总不习惯,说还是乡下好,空气新鲜。我也知道,她是舍不得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那里,有她一辈子的点点滴滴。

母亲总闲不下来,不顾我们的反对在家里喂了好多家禽家畜,兔子、鸡、鸭子,她每天佝偻着背,背着一个大大的背篓去割草。每次回去,要走的时候,母亲总会高兴地逮上两只兔子或鸡宰了,把毛去得干干净净,洗了之后再剁成块放进塑料袋里,然后总不忘吩咐我们:“你们也忙,这兔子我宰好了,拿去就可以下锅,放心吃,没喂一点饲料,城里的东西可不放心。”每次拎着母亲宰好的兔子肉,我和儿子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上走了很久,我都不敢回头看,我怕控制不住自己,因为我知道,身后,有母亲久久的挥手

那年冬天,很冷,雪几乎齐了盖,当得知母亲摔成了脑溢血赶到家时,母亲已经撒手人寰。父亲说,母亲参加了基督教,经常和那些教友们一起出去施善,无偿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说这样可以积德,可以保佑孩子们平安幸福。母亲就是那样出的事。

在给母亲洗最后一次脸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掉了好多年的两颗门牙依然没有补上,还是那么豁着,我问父亲,怎么没给母亲补上?父亲再一次老泪纵横:“她不让,她总说,这样美”我终不能自制,跪地放声大哭。

那个寒冷的冬天,我永远失去了我的丑娘,我的,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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