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情深

一碗情深

李光彪

在那个肠胃生锈的年代,我和二姐如母亲饲养的两头猪崽儿,肚子像条大麻袋,再装多少吃食进去都感到饥饿。因此,二姐和我常为吃饱肚子而争执打闹。

家里吃饭盛菜用的全是土陶碗,由于没有丰盛的菜上桌,一家人的碗七大八小也没几个,除了装菜的钵头汤碗碴儿、大碗外,每人只有一个碗。有时,我麻利地帮母亲拿碗、端菜、收碗,慌忙中,手里的碗“咣当”一声落地,母亲常骂我是个“乱脚龙”。

摔破缺了边的碗,母亲用来盛干粮,当勺子舀米面、糠麸。大的月牙形碗渣,母亲收藏在墙角,用来打磨那些新的锄头把、镰刀把。碗摔烂一个少一个,可我天天要吃饭,不知是母亲有意惩罚我,还是家里困窘,无钱买新碗。吃饭时,母亲总是让我头上的二姐定量先吃,等二姐吃完后,再把碗洗干净,用同一个碗舀饭给我吃。我守望在二姐的旁边,看着“吧嗒、吧嗒”细嚼慢咽吃饭的二姐,总是催促二姐赶快吃,巴不得叫二姐直接倒进肚子。常常是二姐才刚端起碗,没吃几口,我就迫不及待对母亲大声喊:“二姐的饭吃完了,快点儿、快点儿,轮到我吃了。”二姐毫不示弱,反驳说:“饭还有半碗呢,催工不催吃。”

母亲转过身来一看,的确如此,便劝我耐心等待。那时的我多么仇恨二姐啊!暗想是她抢占了我的饭碗,就像个缺牙没齿的老人,总嫌二姐吃得慢。

后来,省吃俭用的母亲不知从哪儿买回一个小花洋碗,继续采取二姐和我共同使用的办法,早饭二姐先吃,我后吃,晚饭我先吃,二姐后吃,让我和二姐轮流用那个小花洋碗吃饭。轮到我吃饭时,我总是故意拖延时间,让等在一旁的二姐垂涎欲滴,迟迟不让她吃饭。有时,我明知饭快吃光了,可偏要留下一小撮儿在碗底,慢条斯理地一粒一粒数着吃。直到母亲看不过意朝我发火,催我迅速吃完饭,二姐才可以接过我手里的小花洋碗,自己洗刷,交由母亲分舀饭菜吃饭。肚饱眼不饱的我仍不愿走开,站在二姐身边,既监督母亲,也监督二姐,生怕母亲偏心,让二姐多吃多占。

那天,未嫁进家的二嫂的父亲来“踩家”,母亲在灶房里忙前忙后,不仅杀鸡,还做了好几个香喷喷的菜。由于要待客,菜比平时多了几个,碗就不够用,爱面子的母亲怕我不懂规矩,就舀一碗饭,夹了三块鸡肉,让我先吃,吃饭时,不准我上桌。我“稀里哗啦”吃完后,就被母亲特意安排在屋外的院子里喂猪食,闷闷不乐的我总觉得母亲对自己不公平,为什么让二姐上桌,不准我上桌,便对那几头猪又打又骂,发无名火。母亲知道我的心思,只好又叫二姐来替我喂猪。像只馋猫的我跑到饭桌旁,看着“老亲爹”酒杯旁摆着我那个小花洋碗,专门盛肉下酒。我缠着母亲磨磨蹭蹭想啃鸡脚,母亲说小娃娃不能吃,吃了手摇写不好字;我想吃鸡肠子,母亲说小孩子吃了鸡肠子,连横竖都画不直;我想啃鸡头,母亲又说那是敬长老的。只见“老亲爹”和二哥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卜卦似的津津有味看鸡头。我想吃鸡冠,“老亲爹”却给了二姐,说姑娘吃了长大后才会绣花;我想吃鸡脑髓,奈之下,母亲只好把她碗里的一块鸡翅分给了我,说我吃了长大以后会远走高飞。拿着那块鸡翅,我一下子就飞奔出家门,满村子边跑边啃,在小伙伴们眼前炫耀着。

直到我九岁那年,我和二姐头上的三个哥哥,还有大姐,娶的娶、嫁的嫁,家庭成员如葱、姜、蒜一样蓬勃生长,枝繁叶茂的大家庭在婆媳妯娌的吵嚷声中摇撼,我和母亲与大哥一家,二姐和二哥一家,另立门户分家过日子。分家时,二姐和我都想要那个小花洋碗,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最终在母亲的“裁判”下,那个小花洋碗归我所有。从此,我和二姐成了两头分槽的猪崽儿,不再共用那个小花洋碗轮流吃饭了。那个不知多少次被我端掉在地上的小花洋碗,搪瓷已经东一块、西一块掉了很多,乌黑的铁皮斑斑点点露了出来,虽然没有从前漂亮,却成了我吃饭的专用碗。可小花洋碗再好,吃不饱肚子仍是家常便饭的事。而二姐却比我懂事,二哥家有什么好吃的,总会悄悄留一点儿埋在饭下面,端着离开饭桌,跑到我面前私分一点儿给我尝个味道。

就这样,我和二姐如母亲菜园里栽种的番茄、辣椒、南瓜、虹豆,朝夕相处,并肩长大。不知不觉二姐就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我十六岁正读初中时,二姐就嫁到猫街去了,第二年,二姐生下孩子,当了妈妈。母亲带着我去二姐家“送祝米”,我忍痛割爱,把那个小花洋碗当礼物送给了二姐,让孩子用它吃饭。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家的孩子满月时,二姐来“送祝米”,又把那个多年未见的小花洋碗,用红油漆涂抹过,有些旧,送给了我“掌上明珠”的姑娘。

如今,二姐和我都过上了吃不愁、穿不愁,端着“金饭碗、银饭碗”的富足生活。遗憾的是,我和二姐几乎一年半载都难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