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马 凯

“做人要厚实,做事要明理。”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就这样教导我和两个哥哥。

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

我的母亲是一名人民教师,从教40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母亲从湖南省辰溪师范学校毕业,怀揣梦想,踏着青春的律动,踌躇满志地来到她从教生涯的第一站——溆浦县观音阁小学。

母亲对她所从事的职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听父亲说,母亲为了不影响工作,我的大哥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二哥是请保姆婆带大的,我最小固然是跟在母亲身边。儿时,只要一听到铁锤碰击铁块的上课铃声响起,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母亲总会把我从玩得最开心的地方,像搬石头一样移到她上课的教室门口,让我趴在门槛上玩,目的是,在她上课的时候,我逃不出她的视野。

在当时来说,母亲是身披光环的公家人,从事的是受人尊重的“先生”职业,但母亲的一生却是含辛茹苦

母亲家境贫寒,所以上学晚、毕业迟。我的外公、外婆在我母亲9岁之前就相继辞世,母亲有一个大她二十岁的姐姐和一个年长三岁的哥哥。由于身处旧社会,姐姐出嫁早,加上旧中国动荡不安,母亲与姐姐失去了联系。母亲便与大她三岁的哥哥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民国28年,即1939年,日军侵华轰炸湘西沅陵,母亲唯一的亲人——12岁的哥哥未能幸免于难!

让母亲度日如年的艰难岁月,当始于父亲从武汉水利水电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也就是父亲母亲结婚后的第二年。1959年父亲遭受不白之冤,直到1978年平反。母亲无论遭遇怎样的逆境,从不耽误教学工作。在父亲受迫害的漫长岁月里,母亲首先从区完全中心小学调到村小学,再到自然村的教学点任教。一次不如一次的教学环境,母亲以抓铁留痕、踏石留印的姿态一路走来。

父亲蒙冤受到迫害后,母亲从溆浦调回了沅陵,被下派到沅陵县麻溪铺区一个叫三眼桥的村小学任教。小学坐落在小溪旁的一个土丘上,离村庄较远。与其说这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是一栋荒废已久的破楼!学校所谓的操场其实就是一块小得可怜的草坪,校舍要门没门、要窗没窗,教室里摆放的全是清一色缺胳膊少腿的课桌,有的课桌甚至靠绑着一根木棍支撑平衡。二楼的楼板也是千疮百孔,连一根完好的护栏都难以找到。

三眼桥小学仅母亲一名公办教师,其余均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母亲不但教一至二年级的语文课兼任班主任,还承担了学校一至六年级的音乐、美术课教学任务。由于书写大量的教学板书,粉笔灰不时落入眼中,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角膜炎。一天到晚,眼睛总是红红的。

在母亲的世界里,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教师教学质量的高低之分。或许是母亲任劳任怨、诲人不倦的行为感动了上苍,年年在全区小学会考倒数第一的三眼桥小学,硬是在母亲手里拿到了全区小学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而且一拿就是三年!也就是这三年,母亲的角膜炎日趋严重,引起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其间,母亲只利用暑假去过一次桃源县中医院治疗,没等开学母亲又火急火燎地赶回了学校。忙前忙后的母亲,不是上县城领教案买书本,就是找来木板、木条,买来钉子,对课桌椅、教室门和楼板、护栏进行整修。为了给孩子遮风挡雨,母亲从农户家找来薄膜,将破烂的木格窗装饰一新。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教案桌上总是摆满了各类滴眼液和眼膏,终日不离。为了教学方便,母亲往往在夜里才用眼膏,白天用滴眼液,这样不至于影响教学。

学校远离集市,母亲除了开会很少去公社,日常所需的蔬菜都是自己种植。母亲根据季节变换在学校旁边开垦荒地,种上蔬菜,自给自足。每逢冬季,学校后面的一大片田地里会长出不少的野油菜,于是两个哥哥总会带着我去采摘野油菜回来当菜吃。而每次在经过学校后面的土丘时,我和哥哥一不小心就能踩到一些白骨,让人不寒而栗!后来村里的一位阿菩(奶奶)悄悄告诉母亲,学校的这座山丘原本是一片坟地,那些白骨是当地先人的遗骸,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炸平坟地建学校。此后,母亲养成了晚上休息不熄灯的习惯。

在三眼桥村小任教三年后,母亲又被调至离县城更偏远的花桥小学任教。这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庄,除了绿水青山,就是一穷二白。村子里无论大人孩子,管教师不叫老师,叫“先生”。村民讲的全是苗语,孩子们根本不懂普通话。因为母亲教的是启蒙班一年级,孩子们听不懂普通话,母亲听不懂苗话,没理清头绪的母亲初来乍到,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在本年度全区期末会考中,母亲所教的班级考了全区倒数第一。各种议论扑面而来。

从公社开完会回来,刚放下背篓,母亲就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晚上,母亲没有做饭,只煮了几个鸡蛋,然后从背篓里拿出一小钵扣肉,这是母亲在公社开会聚餐时没舍得吃专门留给我们的。陶泥烧制的土钵子很粗糙,几片薄薄的扣肉因为放在背篓里长途颠簸,溢出的猪油已经凝固成不规则的白色图案,我深深地咽了一口吐沫。那一晚,母亲什么都没吃,只是静静地坐在教案前。第二天,母亲终于找到了考试失误的原因:这次会考实行的是全区教师轮换交叉监考,通俗点讲就是你到我学校监考、我到你学校监考;而且监考老师读题时用的是普通话,而恰巧普通话中的“默写”,正是苗语中的“莫学”,意思是不用写,所以孩子们在听到监考老师读到“默写”时,都不约而同地听成了苗语中的不用写,导致20分的默写题,孩子们都没有做。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每天晚饭后,母亲总会提着一个用空罐头瓶制成的防风煤油灯,带着我一次次走进苗家村寨。母亲教村民讲普通话,村民则教母亲说苗语。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不但能熟练掌握苗语中的所有日常用语,而且还能与村民进行交流。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苗语,而这正是当初从母亲那学来的。

特别是在进行拼音教学时,母亲总是将孩子们的小手放在她的脖子下,让孩子们更直截了当地感受发声部位。一而再,再而三,母亲从不厌倦。母亲对教学特别耐得烦,但对于我们三兄弟的教育就显得不那么柔情了。母亲对我们要求十分严厉,或者说近乎苛刻!不做事得打,不听话得打,做错事得打。母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打”字当头。如果学习成绩不好,不但要挨打,而且不给饭吃。对我们严重犯错的惩罚,往往是通宵罚跪不准睡觉。母亲这一套“棒头下面出好人”的教子理念,我和两个哥哥在不同时期都深有体会。母亲由此得了个“铁匠”的绰号:打自家孩子跟打铁似的!母亲的教鞭对学生来说是体现教师威严而用于传递知识的教具,但对我们三兄弟来说却是“刑具”中的一种!值得一提的是,母亲的那根教鞭其实就是一根细小的毛竹,软而细,很不起眼。但劈头盖脑地抽在身上,皮肤立马就会凸起一道道红肿的血痕,伴随而来的是炙热的灼痛。母亲打我们时像个威猛的“女子单打冠军”,每次都卯足劲痛打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简直让我们痛不欲生,又毫无办法。

母亲的教学态度犹如管教我们兄弟一样严谨,但方法却截然不同。课余母亲总会找来旧课本,用粉笔在上面画出鸡、鸭、鹅,苹果、香蕉、西瓜,火车、飞机、轮船等,再用剪刀将画好的图案剪下来,然后用针线将这些剪下来的图案缝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硬纸板上,既能旋转又能折叠,方便孩子们更直观地认识和理解课本。每当母亲缝制这些教学图片的时候,虽然总是小心翼翼,但由于母亲的左眼只有0.2、右眼只有0.1的视力,没等图片做好,双手已被针尖扎得伤痕累累。

在花桥小学任教时,虽说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是母亲对于生活的态度却是毫不怠慢。在那个穷困的年代,国家每月供给我们家一斤半肉票和一斤豆腐票,这些都得母亲自己到公社的食品站去买。由于学校离公社路途遥远,不通公路全靠脚走,走上一趟得花一两个小时,母亲只有利用午休去食品站。每次食品站的工作人员见到都会笑着对母亲说:“瞿老师你今天脚短了,肉已卖完啦,下回吧。”母亲只好背着空背篓回来。有好几次,都是母亲听说食品站杀了猪,才去食品站。工作人员依旧笑着对母亲说:“瞿老师,你这回时间赶上了,但是你脚长了,今天杀猪是供应公社领导接待用的。”那时要吃顿猪肉真不容易,母亲只差跑断了腿,有时几个月见不到肉的影子也是常事。为了调剂生活,母亲就把从粮店买回的黄豆和豆腐做成豆芽或豆腐乳,用来改善单一的蔬菜饮食结构。

在我国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于相对封闭落后,读书无用论在这些地区十分盛行。每逢节假日,母亲总会或牵或背,带着我跋山涉水、进村入户,挨家挨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做学生家长工作,目的就是让他们把孩子送来学校读书。遇到通情达理的家长,母亲的苦口婆心不会白费,但也有被驱逐出门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家长“认输”,母亲才罢休。正是由于母亲的一次次誓不甘休,当年花桥小学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开创了建校以来的历史新高——百分之百。

我的家乡是沈从文笔下“美得让人心疼的地方”——湘西沅陵。我家紧挨马家小学,也是当时马家大队部的办公所在地,所以人气极旺。马家小学有架风琴,由于学校老师无人会弹,风琴也只是一个摆设。再说当时的马家小学老师中无人识谱,所以老师上音乐课只教唱歌,不教简谱和五线谱,哼曲子全是凭着感觉走。一些乡亲没见过风琴,后来发现只要脚踩踏板、手按琴键,就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男女老少都乐于坐上去胡乱地按上一气。每逢寒暑假,母亲回到家乡,闲暇无事时,总会把这架风琴收拾一番,弹上几曲,引来族人一片,有的跟着母亲弹奏的旋律或哼或叫或吼,孩子们则拖着鞋子、流着清鼻涕,围着母亲和风琴摇头晃脑、欣喜若狂。

生活中,母亲特别注重品位和质量。洗脸时,总要求我们兄弟把香皂打在洗脸帕上,搓出泡,再将泡沫拧在房间的木楼板上,然后再洗脸,以此来改善空气质量。记忆深刻的是洗鞋子,母亲教我们兄弟洗鞋不能用鞋刷刷,特别是卡在鞋底的沙石和鞋里面脏的地方,得用手抠,而且不能在太阳下暴晒,母亲说这样可以延长鞋的寿命。

随着父亲1978年平反恢复工作的进行,1981年,年过半百的母亲从偏远的花桥小学调至区中心完全学校任教。临行前,孩子们手里拿着野山花来了,家长或手捧鸡蛋或手提腊肉来了,他们三五成群不约而同地来到校门口,什么也不说,只是抹着泪,一个劲儿地将所带物品往母亲手里塞

母亲报到的第一天,学校校长亲自找到我母亲说:“瞿老师,这二十多年让您受罪了。这次回来您就别再教一年级了,给孩子发蒙是个苦差事,再说您眼睛不好、视力差。”一听这话,母亲却不买账了,说眼睛是老毛病,还能勉强看得见,不碍事。这一干,又是九年。母亲又在一年级的讲台上站了整整九年。

在母亲的一生中,最让母亲感到自豪的是1985年9月10日,我国第一个教师节,母亲获得了一枚纪念章,据说按当时国家政策规定,能获这枚纪念章的必须是从教30年以上的教育一线工作者。母亲如获至宝,在家中一遍又一遍地传看。也是透过这枚纪念章,我看到母亲遍布生活艰辛的脸上,露出了久违而欣喜的笑容,那么洒脱、那么陶醉。像章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长方形的铜块,上书中国第一个教师节纪念章;下面是一个纯铜的圆形章,图案是一双手托起一棵幼苗的浮雕。

母亲教了一辈子书,唯一的念想就是:全心全意给孩子们传授知识,让孩子们学到真正的本领,别一辈子跟在牛屁股后面,没出息。她希望更多的山里伢走出大山,有朝一日能够变成城里人,过上好日子

母亲有太多的牵挂。

愿母亲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