匍匐在土

匍匐在土

耿立

1

总是在冬夜,外面还寒霜,父亲就起来了。穿上一件几经转手才到了我们家的半截羊皮袄,那袄很脏,上面还有暗黑的血迹,是人的还是羊的,没有人考究,但它御寒。哥哥曾穿它,姐姐也曾穿它,父亲去世后,这件羊皮袄,留给了姐姐。

今年是父亲去世20年,20年无祭,没有只字片纸写给我的父亲,只是当年在父亲的病榻前,我写过一篇急促的文章。父亲出殡的当日,那文章恰在当地的一家报纸刊出,里面有一句“乡里小儿”的俗语,这本是一句庸常的套话,但有的人不高兴了,就如眼里有了芒刺。当在乡镇工作的堂姐告诉我这事的时候,身穿重孝的我无奈地苦笑,随即勃然大怒,我说,让他们找我算账好了。那声音大得惊人,四周的亲戚都转头看我。父亲棺木尚未入土,我要维护父亲的尊严,思想的尊严,不要让我的父亲再一次受辱。

今天,我特意把20年前的文章找出,毫无增删,把那段文字原本照录:

望着眼前卧床失语的父亲,我就想起那个当年被生活逼迫无奈、到机井寻死的人。那时我才出世三天,他去向队里干部讨一点谷子来给我母亲和我熬点粥喝。最终无奈的他向乡里小儿跪倒,匍匐在地,对着那人喊出一个字:“爹”。父亲不是韩信,他受的屈辱也远甚于胯下,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投井。几十年后,我在菏泽工作的时候,父亲每次到城里,怀里揣着的是一个用锡打制的酒壶,那壶乡间唤“咂壶”,需倒旋才能打开盖子,把壶放在近身的衣服里,酒也就有了体温。我常想饮酒、醉酒是天才的最好下场,想不到一生屈辱、不能明白表达自己意志的父亲,一生平庸无愧的父亲,竟和天才们殊途同归。饮酒,是他们共同的出路。

20年了,父亲庐墓已拱,而20年前的文字还在。今我南下岭南,远离血地,就像是做贼一样,我感到一种对父亲和那片黄壤的亏欠。20年,我很少在文字中提到我的父亲,我在寻找一种有血痂的文字,那是专门与父亲般配的文字,与苦痛相称的文字,不轻慢不懈怠,如土地滞重敦厚的文字,但还是不能如愿。

我知道,父亲是一个被践踏者、被侮辱者,他生得瘦小,说话口齿不清、呜鸣噜噜,他不会说理、好急躁,急了就骂娘。父亲是一个从小在集市上做面饭生意挣扎生活的手艺人,他到过周围方圆数十里大大小小的集镇,认识很多人,但知心的,我知道的就什集镇西街姓周的一个大爷,北街姓马的一个大爷。他们两个都年长我父亲,一个卖烧鸡,一个做茶炉子(拿手的绝活是酿醋)卖开水。他们的身上一个是常年的油腥味,一个是煤烟味。

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失败者的地位在乡间也是最低下的,各种力量都可以使唤他消耗他剥夺他。人们爱取笑我父亲,给他起各种带有侮辱色彩的绰号。其实包括我母亲、哥哥也都看不起父亲,哥哥常和父亲顶嘴,我看到一个没有尊严的父亲在儿子面前的焦虑,父亲急了,也是呜噜呜噜骂人,然后气得走掉。

这是一个卑微的人,卑微到人们的眼睛里好像没有这个人,只是蝼蚁般的生物的存在,即使在他的兄弟、堂兄弟甚至子侄那里,也没有尊严和分量。我有时对父亲的生存感到悲哀甚至悲悯,但我知道,父亲是不可替代的,我同情我的父亲,即使人们践踏他如泥土,但他依然那么良善,没有反抗。

母亲常与父亲吵架。两人争吵了一辈子都没有和解,就如不能同槽的牲口,犯忌,会互相踢咬,大打出手,骂骂咧咧。那种怨恨,我久思不得其解,可他们仍然一起过着野草蒺藜般的寻常日子。

我出生的时候,应该说是父亲人生的最低点,他原本作为手艺人,公私合营后成了一位吃供应的人,到了上世纪大饥荒的年代,又被裁员下放了。也就是在我出生的时候,他连底层的等而下之一也不如,挣扎到吐血,挣扎到绝望,就有人逼得他差点跳机井自杀。

我没有体会过父亲内心的绝望和黑暗,但我知道“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日光”。毕竟父亲是所谓的公家人,而最后被剥夺身份还乡种地,父亲这一辈子是怎么样在血水里蹬过的?无论何等的命运都能全盘接受?我自认我做不到。如果做到,那就如猪一样无疑,但我这个比喻并不是针对我的父亲,我知道猪没有思想。这世上如果真有有思想的猪,那它不会相信所谓的谎言和承诺。父亲太相信宣传相信领导,领导说让他还乡,等形势好转再回来,他就听了。但父亲把下半生等完了,也没有再接到上班的通知,父亲不知道戈多,但父亲对一个虚幻的许诺有期待。被别人规划的人生,注定无法摆脱被强权和强势所支配,那下场注定是悲剧无疑。

也因为这,我从小就仇恨逼父亲自杀的人,那人读过书,在乡村里属于常使坏的人,对比他地位低下的人手打脚踏,毫不在意,对地位比他高的人毫无顾忌地吹捧。乡村也是江湖,汹涌澎湃。在我出生的时候,偏巧,我们生产队里一个在大队当干部的人的父亲死了,此人拿着生产队仓房的玉米、麦子、大豆成麻袋地送去,让他们待客。而我出生时,家徒四壁,盛米面的瓮与陶土的缸里无有粒米,于是就想着借队里一点谷子,脱下皮子弄点小米,为我的母亲温补一下身子。但生活的坚硬和冷漠拒绝了父亲,这个年方四十的男人,无力抚养妻子无力抚养刚出生的儿子。那是雨天,深秋的雨天,早已没有了雷声,但他喉咙里像是有轰鸣的雷声从肺腑爆出,人们看到了这雷带来的水,他的脸颊汹涌的泪水。他不愿再在这个世道无尊严地活着,他像要倒净这如苦胆般的生活的汁液一般,冲向机井,被人在井口强行救下了。

2,

当我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到山西讨生活,是货郎一类的,小时,我特别怕人讲山西狼吃人的故事。我们是平原,从来没有狼,但童年的记忆里,很多狼的传说缠绕我的记忆,狼把人吃掉,手指脚趾就是狼的点心。

那时,我总感到父亲在外面是要饭,总忘不掉父亲那戴着臃肿的棉帽子的沧桑。

就是这张沧桑的脸,在一个冬日归家,母亲站在低矮的门框前,虽然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一直疙瘩,但作为支撑家的男人,她还是盼着他回来。我也牵着母亲的手,站在门框的边上,一个戴着棉帽子的人,推着一个木轮车近了,母亲一边抓住我,一边用手抹眼?目。待到那人走近,母亲说:你爹。然后就哭起来。

哭声,临近年关的哭声,让我跌入了无边的冰寒里,我也成了一个冰碴子,被生活硌出了血。

他们当时才是中年,但漫长的苦痛与苦熬,皱纹里的尘霜,愈发使他们渺小无助。

父亲先是笑着,后来也哭起来,一个男人在自己的屋檐下,望着冬日里的妻子与儿子。那时的景象烙在我的心上,院子里的槐树铸铁的枝干,如刺一样扎向苍茫。

父亲把铺盖卷扔到屋里的地上,年关的夜幕,就如一床硕大无朋的印花包袱一下子把我们的平原包裹了。

我还记得父亲遇到的一次凶险,父亲在土地上苦做,当时是在地里抗旱,生产队里派父亲去推水车,白天黑夜地推着水车长长的木柄。一天父亲实在太疲累,他的手没抓住,水车木柄的反作用使那木柄如横扫的兵器,一下子击中了父亲的太阳穴,他被打昏过去,垂死在机井的壁上。生产队负责查夜的人看到父亲卧在那里,就用脚踹,用脚踢,说:别偷懒,装死。父亲的血已经渗进泥土,土成了硬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人道的话,父亲浑噩噩地站起来,又嗵的一声栽倒,后来,他跌跌撞撞摇晃着站起,又抱着水车的木柄吃力地推起。

所谓的物伤其类,那是建立在同情与悲悯的基础上,但乡间的冷漠与残忍,把最后的一丝温暖的伦理也践踏殆尽。深夜,姐姐用火柴点着劣质的烧酒,为父亲清理太阳穴附近的创面。第二天,父亲还是爬起来到地里出工。到了寒冬腊月,那是农民最难熬的时辰,要去黄河出河工,挖河或者加固大堤。那河里有冰,人跳进去,深的沟把人头都遮蔽,只有铁锨连着的土块被一次次抛出来。有时,铁锨上粘的土块如胶,无论多大的力气就是抛不下,或者是土块太重,父亲举到头顶抛不出,就石块一样砸下来。

天不明从河工的帐篷里跌撞着爬出,晚上踉跄着回到帐篷,鞋子里是冰,是血,成了铁鞋。即使是风雪天,父亲说那也得出河工。

每年河工上都有死人的事发生。

父亲说,人就像小鸡,扑棱一下翅膀,说完就完了!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了一家老小糊口,父亲偷偷摸摸地弄些小麦面、一些棉籽油蓖麻油,找一个平底锅,在家里炸一种鲁西南平原称为“面泡”的吃食。面泡圆圆的,如陀螺的形状。出锅的面泡焦黄,外酥里嫩,那功夫主要是在和面摔面,这是一个力气活与技术活,小麦面沾水后很黏,要把面从口径三尺的斗盆里扯起,然后咣咣地摔下,重复上百次千次,直到那些面与空气完全接触,有了筋道。然后平底锅里的棉籽油、蓖麻油冒起了黑烟,母亲在灶下烧火,父亲就用筷子叨起面续到油锅里,那面团如气泡一样膨胀,在油锅里飘荡。

有时在夜晚悄悄用秫秸梃子制的筐装上炸好的面泡,端到街上去卖,有时那些饥饿的人会找上门。那些日子,就是靠这些违禁的小生意来勉强维持家的开销。

但有一次,父亲刚支上锅,锅里刚倒上油,母亲刚生上火,管理集市的被称为杨大篮子的人到了我家,他一脚踢翻了油锅,真佩服他的脚下功夫,竟然毫发无损。父亲被带走了,那一夜,母亲搂着我,在床上坐了一夜。无边的黑夜,四处的荒寒与死寂,我们母子枯坐如木偶。但命运的线牵在谁的手里,拨弄着我们全家?天地不仁,天地不语。生活快要窒息,年少的我,无尽的咳嗽在那黑夜。

第二天父亲被带到离家五里的一个修桥工地上办的学习班,接受劳役改造。

那桥建在满是芦苇的沙河上,我和姐姐就一天三顿为父亲送饭,用瓦罐盛着红薯粥、地瓜窝头、辣椒等,天天如是,周而复始。父亲在那里搬石头,光着脊梁,瘦矮的他愈发渺小。有时他蹲在那里用锤子敲石子,一下一下,重复乏味的劳动,作为投机倒把的惩罚。

那是夏天,一天三顿饭,都是姐姐提着瓦罐,我手里提着用土布围巾包着的窝头,姐弟两个走在早晨,走在正午,走在黄昏。好像太阳总是在头顶,照得我眼睛发黑,地下的土烫脚。

但是,令我铭刻终生的事像崩塌的桥墩一样,把父亲、姐姐、我一下子窒息了。正午的天空白花花地炽热地燃烧,我的头上、脖颈上的汗像虫子在咬,姐姐在系鞋带把瓦罐递给我,让我提一会几。我不知怎地提着提着,觉得瓦罐的绳把我手勒得有点疼,想倒换一下手。谁知,瓦罐跌到地上。

瓦罐碎了,满满的面条子如蚯蚓全趴在地上。

姐姐惊呆了,这是母亲这一个月唯一的一次拿出家里的麦子面掺上一点地瓜面为父亲擀的面条,也是家里父亲炸面泡剩下的唯一一点白面,全家人都舍不得沾牙。

我还没从惊愕中醒来,姐姐一个巴掌拍到我的头上,然后就蹲在地上,从土里拣面条。

姐姐用衣裳襟兜着面条走向修桥的工地,我在太阳下啜泣。我觉得头顶的太阳很红,如父亲炸面泡的平底油锅。

修桥的工地上,一片片脊背躬凸在燃烧着的赤日之下。矮小的父亲走过来,拿着一顶草帽,他把姐姐衣襟上的面条倒在草帽的深处,走向一片水,用水淘洗面条里的土。

太阳很白,太阳很红,修桥的队长在喊:歇会儿,吃饭了!一夏天都是地瓜窝头,如橡皮一样涩又强韧的窝头折磨着父亲的胃,还有那些辣椒也在父亲的胃里围剿翻腾,父亲曾捎信给母亲说:这段时间一直烧心。于是母亲才狠心做了一次擀面条。

在回去的路上,姐姐问我还疼么?她用手抚摩着我的头,姐姐哭了,她的泪顺着她的脸颊流到胳膊上,然后从胳膊流到我的头上。

在今年的春节,下雪的时候,姐姐见到我,我问起给父亲送饭的事,姐姐一直后悔打我一巴掌。为保持一个农村孩子的尊严,为不再为了五斗米折腰卑躬屈膝,我只身漂泊来到南方,当时平原深处老家的人谁我也没告诉。姐姐是为外甥定亲的事来向我借钱,姐姐张口借钱也是很难的,姐姐说以后还,我说不必了,为了当年贫穷日子里挨的一记耳光。作为一个弄文者,我知道耳光的意义。但我甘愿接受来自姐姐的这一记耳光,它表达了在那种困难日子里粮食和白面的珍贵,更重要的是对父亲深挚的爱。

3

如果给父亲一个职业定位,父亲是一个挣扎在小面饭生意和种地之间的农民。他一生都是匆匆走在糊口的路上,他担当不起这样的伟词:商业和农业。但他却与这些相近:面食手艺和农作物。这些关键词贯穿他一生.再加上一个关键词:扫大街。父亲一生就如吊在悬崖上,随时都有被生活推下去的危险,为了糊口,他只能忍受。

丸子和凉粉代表父亲面饭手艺,在好多时候,父亲在夏天集市卖绿豆凉粉,冬季卖绿豆丸子。我家有个架车子,这种车的样式特殊,类似红车子的造型,改造成上面是木质的平面,后下方有个柜子,木独轮在平面下的前部。人在后面双手驾车,躬身前推。夏天冬天父亲把盛凉粉和丸子的簸簏和遮阳的棉布棚,条凳用绳子缚在上面。炒的酱、醋、蒜、芥末、香油、碗筷放在柜子里。

地排车、铁锨是父亲匍匐在大地的锁链,把他的命运紧紧地箍在泥土里,不得动弹。在苦难的日子里,虽然他曾到山西、安徽亳州做货郎,在河南的驻马店、平顶山一带用毛驴车拉货两年,但他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山东鄄城县一个叫什集的小集镇的东街。我们姓石的在这个集市至少生活了500年,父亲曾给我讲从山西老鹳窝移民到这里的经历。父亲对在这个土地上生活过的祖先有一种肃穆的情怀。有一年的旧历年前,父亲请入画了一幅可以悬挂的族谱,上面一个一个格子里,写有先祖的名字。父亲告诉我他的爷爷我的曾祖父叫石松岚,原先只是口头说,这次看到族谱上的这三个字,我大吃一惊,作为一个农民有这样雅致的名字。父亲告诉我,他的曾祖母是识字的,是大户人家从山西逃难到这片地方,嫁给了当时三十多岁还是光棍的高祖。她曾要求后世的子孙要读书向学。

生命确实是很奇特的,家族的密码在神秘地传递。在苦难的世事年代里,我的爷爷曾上过几年私塾,能在乡间粗略为人记计算算,但为人耿直,好喝酒,不到五十即逝。母亲曾告诉我,爷爷在醉酒时豪气干云,用胳膊当棒槌捶打那些新割下的大豆梗,酒醒后,胳膊鲜血淋漓。

父亲也爱喝酒,晚年唯一温暖他的就是酒。

父亲在集头忙得往往是没有时间吃饭,二两酒往嘴里一赶,咕噜一声下肚。

我有时短暂替父亲照顾摊子,一般的程序是:父亲早早起床,先和镇子北街我称为二哥的马心胜——与父亲年龄仿佛的人,到街道上.用扫帚把大街清扫。

这是两个有点乞讨性质的人做的工作,马心胜,人们称为二傻子,有三个女儿外嫁,只有老两口过活。他和父亲就在集头上讨生活,打扫街道,然后人们在集市上摆摊,到中午时分,他们二人挨着摊子讨要卫生费,一般的都是二分或者五分。

父亲先扫完街道,然后开始把自己的凉粉或者丸子摊子支好,开始经营,到了半上午,就把摊子交给母亲看着,有时是哥哥有时是姐姐,有时是我。

是酒支撑着父亲?还是生存的压力?我一直想探究这深层的原因。应该说,父亲是终生匍匐在土地上跪着行进的卑微者,除非病在身上,那是承受生理畸变的磨难,当然也是生活磨难的延展。父亲晚年曾到我所在的学校,协助我妻子在校园卖炸面泡维持生计,那时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在别人眼里我曾是那片土地上很争气、很出息的儿子,但在刚刚踏上社会的那几年,由于妻子的农村户口,在学校里一直分不到房子,我住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筒子楼的末端,白天必须开楼道里的灯才能找到我的门。一间房子,住着我、妻子、儿子。一个人的工资,难以维持孩子的奶粉和孩子软骨症必需的药品。

父亲在我工作临近的刘庄找到熟人暂住,和我的妻子在学校炸面泡。当时父亲年近七十,如晚风中的秋叶。我无法在父亲的晚年让他过体面的生活,这是我内心的亏欠。是我不懂低身俯就,还是耿介的性子使然?为了自己的一点虚名,我跌跌撞撞地走在拖累父亲的路上。父亲劳碌了一辈子,到了晚年还因城里的我的穷困,躬身劳作。

父亲让我亲近书本,亲近文化,最终却难以过上好的体面的生活,越亲近书本,离老家人的期待越远。一个所谓的知识者,他能改变什么?什么又能被他改变?父亲对此思考过么?夜深的时候,我曾听到过他的叹息,是对我的失望,还是对我读的书的疑惑?

父亲还是在帮我,在他的晚年帮我度过那些难关。

我很少与父亲交流。在父亲去世前的夏天,我准备到北京大学读骨干教师班,我回到了老家。在夜间,我起来,坐在了父亲在东屋当门的床上。夏天天热,父亲是敞着门睡的。我只是默默地坐在他的床头,我们父子俩没有共同的话题,也许我走得太远,追求的那些虚幻的东西,是父亲不理解的。记得在童年的时候,在灯下,父亲曾给我用手指折叠出兔子的各种形状,如皮影。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姓彭的老友,在冬夜常到我家来唱小曲。

也许我太专注于自己的所谓的文哲之学,对很多的事漫不经心,回到家,往往就是匆忙来去,这种轻慢,对世事轻慢,也轻慢了父亲母亲。

多的时候,都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到城里来,然后妻子给父亲简单弄两个菜,拿一瓶酒,让他喝。

寂寞的暮年,父亲,我知道你沉溺在酒里。你和母亲关系不好,而哥哥姐姐也只是利用你。“爹,没有油了。”他们在集镇的打面机上打面没带钱了,赊人家的酒或者羊肉了,你就会拿出钱,替他们还账。

你好像是欠债似的欠着儿女,而他们和我一样,是压榨你是利用你。有的人,对族外没有血缘的人,和善亲昵,对自己的人却加倍地奴役。人的自私竟至于此。我知道,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吃过苦、穷怕了的人,或者吝啬小心,或者放纵进击。哥哥姐姐都是很烈的主儿,都是曾掂刀和刨地瓜用的铁器挥手刺向对他们凶狠的人。这是对你的奴性,一辈子被欺辱的反叛,但这种性格,有时就用到你的身上,这种亲情的反噬,让我悲愤。这都是敢于杀死自己父母的主儿,我不敢再往下想,冷汗淋漓。

父亲是弱小者,弱小到酒里逃避,弱小到用力气和劳作掩盖自己。

如论身体,你比母亲强何止百倍,母亲在生哥哥的时候坐下病根,卧床一年,哥哥被寄养到别处。后来母亲不能沾凉水,不能见冷气。

从没有见母亲在油灯下缝缝补补,而姐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拿起针线纳鞋底,下地干活,喂猪喂羊,跟着父亲拉地排车。父亲在家往往是做饭做菜,记得我初中一年的冬天,我去县城参加语文竞赛,骑自行车,天不明就要出发,父亲早早起来为我在灶下弄面条鸡蛋。我清晰记得,我曾吃到一块连着指甲的父亲的手指肚的肉,在高中写作文的时候,我曾写到这个细节。后来我忘记了,多年后,有一次和高中老师聚会,他提起这个细节,躺在他记忆二十年的细节,又唤醒了我。

是啊,如今父亲逝去二十年,一些细节却醒来了,特别是夜深,身体的骨头,浸泡骨头的血液,血液上漂浮的灵魂,这些都醒着。父亲在泥土里睡去了,我的思念彻夜地醒着,书本醒着,电脑醒着,通向家的路也醒着。

4

吃了多年的地瓜干,做了多年没日没夜的苦力,喝了多年劣质的酒,这些损害了父亲的内脏、他的血管、他的头颅,父亲去世十年后,母亲走了。是父亲等了母亲十年?还是母亲又在世间苦熬十年?母亲在我城里的家中去世,她曾表示不愿回老家安葬,但最后我违背了母亲的意愿。

我知道母亲最大的心结,是她认为父亲外面有相好的女人。早年,我曾隐约听到母亲怀疑父亲的一条裤子裆里的血迹,那是某次交媾留下的印记。

他们吵吵闹闹了几十年,两人在一起精神上是一种煎熬,在一起苦受。母亲敏感而刚烈,在她能活动的时候,也曾在集市上掂着一杆秤,为人称东西,收取少许的佣金。一毛两毛的,有时用来和几个老年的女人玩纸牌。

我现在一直压在心中的石头,是我放弃了对父亲的治疗么?那是1994年的元旦,我在北京大学,突然莫名其妙地高烧,当接到“父病危,速归”的电报时,我的高烧退了。坐一天一夜的汽车才赶到家,那时父亲中风躺在什集镇北头靠近沙河的乡镇医院里。

这是黄壤深处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镇医院,只是简陋的三排红砖的平房,萧萧的白杨,删繁就简地杵在那里,房子后面是无边的尚未割净的芦苇,一垛一垛的芦苇立在冬天的肃杀与寒霜里,沙河的呼啸更加让人压抑。

就是这条河,父亲被学习班罚劳役修桥的地方,那座桥还在,破败如残喘的瘦骨嶙峋的老牛。

在一年的秋季,父亲和我到县城送货。到了很晚,我们从县城放空车回来,躺在车厢里,我渐渐地睡着。

忽然,我被一阵此起彼伏的如雨一样的叫声惊醒。毫无来由的,骤然如幕布降落的声音,一下包围了我,堵塞了我。

那是无边的蛙声,在秋天的月夜。那时的我听到了揪心的生命力的嘶喊。也许,从小敏感的我,就关注一些农人不关注的东西。我感觉那些全是哭声,农人的哭,一声一声,我像听到了乡村瞎子拉弦子的那种哀哭的腔调。

我问父亲:蛙(曹濮平原方言:wai)子叫得像人哭。

父亲未置可否,他觉得我这个问题太荒唐,我觉得当时乡间的一切的声响都有一种哭腔,即使父亲和我说话。

父亲躺在当年我问他蛙子哭声的地方不远,那是寒冬的腊月,乡间医院没有暖气。在简易的病房里,使的是煤球炉子取暖,我穿着棉袄还是冷得牙骨打战。我守着我的父亲,看着不能言语的父亲,他的双眼包着泪。我用手抓着父亲失去知觉的手,一遍一遍揉着。外面寒风呼啸,我看着一别才半年的父亲,他已经躺在了床上,苍老了许多,干枯了许多,瘦矮的身子,越发像要萎缩的一株玉米或者一把干草,失去了水分,失去了露珠。

我这样枯坐着,守着父亲,守着父亲的吊瓶,守着无能为力,守着命运的一片狼藉与撞击。我想到夏夜的父亲,我坐在他的床头,那夜间,父子也沉默得如同两方未雕琢的石头,还记得最后父亲嘟哝一声:时候不早了,睡去吧。

已经失语的父亲,丧失了语言交流的父亲,但我知道,父亲的嗓子极亮,他在集市上吆喝“凉粉”或者“丸子”,在我所在不远的沙河都能听到,那声音达到的距离足有五里。

有时在土地里干活,曾听父亲唱起曹濮平原里的那些戏。我们这里的戏种多,特别是高调和梆子,那种悲越高亢,透着苍凉,最是男人的喜爱,我还记得一些戏词,比如《三子争父》里的那些词:

老天哪你为啥不睁睁眼,年老人怎经得这风雪旋?腹内无食气已短哪,身上衣薄人更寒哪呀!

想当初为养儿把心操烂,现如今我遭难谁来可怜哪!张辛勤我今年六十有半,一生来我勤耕耘血汗流干哪!

仔细想我没做过坏事半点,为什么到老来我遭此颠连哪?盼儿养老儿不孝,盼来了儿媳媳不贤哪,儿子赌博他不正干,儿媳她手懒她的嘴又馋哪呀!

每日里把我当奴仆使唤,五更天去捡柴日落回还哪。为儿受难我心甘情愿哪,儿媳她,摔锅扳碗是不耐烦。她骂我,你老不死,你讨人嫌。筋骨累断我汗流干,头发蒙,身打战,两眼发黑浑身瘫,腰又疼,腿又酸,扁担压得我脊骨弯,脖子肿我肩磨烂,满脸胡须我全白完哪,我把儿子恩养大,他们棍打鞭抽把我赶外边哪呀!

儿子见我黑丧着脸,儿媳见我把那白眼翻。河边拾银留祸患,他们夫妻赶我离家园。离家乡,寒来暑往一年半’,沿街乞讨我到河南。春天天暖好讨饭,三九地冻我讨饭难。望远处白茫茫不见村店,走一步喘一喘我头晕目眩。望脚下积雪深来难分辨,分不清哪是沟来哪是川。颤嗦嗦呀,抱不住怀中的碗哪,我还要用你去讨饭,去讨饭哪!

我们这里的戏的曲调和词有着很深的草根性,但却透着这片土地的灵魂与哀痛。我还记得那沙河里的青蛙的哭腔,这里的戏剧也是这种腔调,无论男女,生旦净末丑,只要在舞台一站,或者水袖一甩,必定是长长的拖腔:苦啊啊啊啊然后跟着的是脚步踉跄,戏台下的人,也跟着战栗、悲叹,甚至啜泣。这里的戏不高贵不华彩,但打动人。

父亲会很多的戏文,这和他从小做面饭生意有关,每次的庙会唱戏,就是平原人的精神的狂欢和吃喝的放纵,看戏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房上有,树上有,车上有,板凳上有,男的女的,也看戏也看人,看人兼顾看戏,戏也看人也看,就弄出很多的故事。父亲说每次的“灯戏”,总有大闺女和小媳妇跟人跑掉的事发生。

父亲唱《三子争父》,唱得悲凉,其实还有更苍悲的。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到一个打面机坊去,头天母亲把麦子用湿布清洗,让麦子还原成麦粒那种浅褐如土的质朴和圆满。

那是早晨,我和父亲把装麦子的麻袋搬上借来的毛驴和排子车,然后就坐在车上,驴子开步出村,那时候时光尚早,驴子踢踏踢踏碎在地上的声音很是忧伤。路上没收拾干净的一茎草叶或一穗麦子会粘在车辆上,草叶或麦穗轻轻地拨弄着车轮,发出很响的“刺棱刺棱”的声音。旷野里很寂静。父亲开始用苍悲的梆子腔调唱起来:

往前望白茫茫是沧州道。

往后看不见我的家门。

这是乡土版的《林冲发配》,那拖腔长得让人窒息,就如一根线从喉头撤出,无远弗届,无始无终,梆子腔的哭腔悲壮苍凉,悲壮压抑在坦荡的旷野上缓慢地爬行着,空气因哭调而浮漾,那雾也在啜泣浮荡。

雪纷纷洒酿难销解心头怨忿。

泪涟涟我再打望一下行路的人。

从父亲出村唱第一句的词时,我就吃惊地把头扭向父亲。父亲的脸的褶皱就如泥土,很木,没有表情,连眼睛也是如井口里的黑绿那样的茫然,就在这井口茫然中竟能有两个很亮的光点,那是早晨的太阳在父亲的两只眼中沉落,我紧盯着这两个光点,似乎感到某种安慰。父亲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话语权的人,我想在他唱梆子哭腔的时候,他大概把我,把驴车以及驴车驶进的原野也忘却了吧?那驴子的踏踏声,那麦子,那哭腔的回响声都与他无关。

有一年,是麦收过后,父亲的生日,我看到父亲请木匠,为他打制棺材(未死的时候,早早准备,称为寿材)。

还是朴素的柴门,父亲坐在一个竹椅子上,敞着怀,他的对面就是一个光着脊梁的木匠,他们正在喝茶。

那个木匠站起来,眯着眼朝我笑。他朝我走过来,站住,耳朵上夹着根画线的铅笔。我也感到了面熟,尴尬地笑着。他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竟抻着脖子弯下腰凑到脸前来看我,而且,笑出声来!

我父亲也站起来,说,你同学,周庄的。想不起来啦?

这同学就定格在我一尺的地方,他的旁边是父亲,父亲的旁边是白茬子的棺材。父亲的暮年,白发,同学的青年却是中年的沧桑,皱纹,他们都在土地上刨食,是苦力,他和父亲幻化,农民的青年和老年,我却像一个农民的叛徒,离开土地,是他们的梦,还是他们的失落?多年的分离,小学的同学,在一白棺前见面,风尘风雪。

周广虎。我叫了一声。

白棺材,这是父亲最后的屋与床,还记得当年我和父亲坐在驴车上向打面机坊驶去的时候,父亲说在一天的夜里,他梦见了他的父亲在和他说话,父亲说这话很平静,但他听出了来自土地和地下的召唤,老家有这样的说法,梦到死去的亲人不可怕,怕的是死去的亲人与你说话,你应答。

在这个麦收过后的闲暇,父亲就让木匠为他打了这口棺材,这是桐木的棺材,父亲说等他咽了气,就把他装进去悄悄埋掉,就省了做儿子的许多事情。

我明白了,父亲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不用在他忙乱的后事上再为一口棺材奔奔波波。

我还记得那天早晨在打面机坊里,我感到困倦,我看到我们的麦子在钢铁的挤压下一点一点被咀嚼被粉化,变成没有性格没有性别的面粉。父亲已经离开了机声隆隆的磨坊,在院子里的石墩上蹲下,想吸一支烟。

这就是父亲。

我望着轰隆轰隆的磨坊,看到那些新鲜的带着琥珀色光芒的麦子在重浊的隆隆声中被粉碎了。我想到了那口棺木,父亲已经不行了,再往前紧走几步他就会躺在那口最后的床上,无声无息在泥土里像一穗麦子被粉碎,最后变成细碎的壤粒,再生出一茬茬的麦子,然后再收割、成熟、播种,被粉化。

这最后的屋与床,是父亲最后的栖息,是给他心灵温暖的地方。父亲早早地为自己置办一个家,这是他安居的地方。

5

父亲是一个命运的承受者,父亲最后中风躺在临近沙河的乡镇医院。无词无言,有几次他用尚能动的一只手去拔输液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发现父亲的脸颊有泪坠落。那泪是混浊的、悲凉的,它缓慢地从父亲深陷的眼窝里努力地渗出来,慢慢积聚在眼角,然后再被土地的引力拉下,然后无声。

那些夜里,天天风的呼啸从沙河的河道扑来,每次都似乎觉得父亲焦躁,他想起来么?想走到窗前看看外面的风中的河道,他曾被罚劳役的地方?那风,我听出了哭声。

看着眼前这个躺在病床上的人,曾在冬天天不明的时候,早起在风中出门捡取枯枝,用来取暖做饭的人,现在病痛让他如一盘石磨一动不动,父亲他失语五天,我才赶往故乡的。

当父亲病倒了,母亲告诉我,父亲准备好了一身新衣服,说到春节见客人用,我仔细地审视着病床上的父亲,一张完整陌生的面孔撞击着我,他的假牙被拿掉了,他的鼻梁和嘴巴由于中风都有些变形胡须很长,眼仁晕浊,才数月的分离,生活和命运已改变了他的模样。

这是我最亲近的父亲?

“爹啊!”我用眼睛盯着他的眼睛,父子的眼里都包着泪。

父亲不能言语,他眼里有水,泪水连着有哭声的河吗?病房的后边就是那条沙河,满是冰凌的河上,有残破的芦苇。

这是一所乡间的医院,几排房屋,荒草没径,房子的这头住着父亲,房子的那头住着一个产妇,在夜里,我看见产妇房间里透出的朦红的光和哭声,觉出生死竟是这般近,只有十米抑或五米了。

父亲的气息一天微弱过一天,在一个夜里,二舅来了,来陪父亲。二舅年少时曾在我家寄住读书,和父亲很亲,晚年的时候,常聚在一起喝酒。到了夜深,二舅出去了,一会儿他带来一瓶酒和一包花生米,在寒冷的医院,我陪二舅喝酒,最后两人都醉了,二舅才说出:

“傻孩子,你爹的病看不好,别往里扔钱了,那是无底洞。”

我满眼是泪,按着老家的规矩,在大舅二舅的主持下,曾当着父母的面,确定母亲的晚年主要由哥哥负担,而父亲则由我负担。父亲病倒医院,哥哥姐姐不出一分钱,只是伺候。当时我的工资每月不到百元,而每天的医疗费用都是数百。连续多日的用药,父亲的病情未见好转。

二舅说:“把你父亲弄到家里,我们不断药,慢慢调养,那样人都不受罪。”

二舅是读书人,他的道理我懂,一辈一辈人,如新陈代谢,四季循环,概莫能外。

听到二舅的言语,我们甥舅二人抱头痛哭,我们心里明白,父亲从医院走出的那天,就离死亡又近了一步。

我像看到了父亲早早预备好的那具白棺,那最后的父亲的老屋,那屋子会被泥土吃掉,覆盖。父子一场就是这样的聚合与分离吗?当生离死别来到的时候,你的挣扎往往只是徒劳,该走的走,该来的来。所有的落叶,也只是无穷的落叶的再版,所有的芳枝与繁花,也只是那些前辈DNA的翻版。二舅说出了一个吃惊的事实:分别到了。你无法阻止。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追不上,也追不回。

我无法接受这不必追、也追不回的事实。

我抱着瘦小的二舅,曾在年少的时候,和父亲共同生活多年的二舅,他喊着一声“姐夫,我当家了。明天,咱们回家!”

我走到床前去看父亲。这是萎缩的父亲,他望着我们,我们望着他,他的手动了动,是想用手擦眼睛?我扑到父亲面前,只叫了一声“爹”就哭起来。

在寒冬无望的更深的夜幕中,二舅的哭声使人心碎。我的哭;二舅的哭,父亲无声的哭,在夜里飘散,在沙河的河道飘散。

但我的心此时却变得如石头坚硬,生活让我滋生了反抗,我们都必得承受生活给予的打击?那些好的医疗,那些好的服务,我的父亲享受不到。他被所谓的公私合营的允诺所套住,在青壮的时代,把力气手艺和财产奉献出去,后来又被裁下,没有说法,没有补偿。我看到和我父亲一起公私合营的未被裁下的那些人,享受着退休、享受着医疗和儿女顶替,这个世界的冷酷让我有一种想报复的冲动。父亲没有思想,没有主见,别人规定他,他只有接受和适应,但他的儿女却不,他们心里都有很盛的火,可以把一些冷漠和无耻,烧个粉碎。愤怒滋生,那是力量。我不信,被奴役的基因不会突变和消亡,世界,你瞧着办。

那年我二十九岁。没有了父亲,再没有人为你提醒一些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并非想听父亲的那些老掉牙的陈年旧事,只是想坐下来,靠父亲近一点,看他喝酒,看他一仰脖酒就噬的一声下肚的那种样子。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我失去了父亲,而在他死去二十年的时候,他在我的记忆里,也快要走失掉了。

父亲是在临近年关的腊月二十五走的,那是午后,那天是我们什集的大集,他是等我们在集市上置办了他后事的所有的东西才走的。

在家里偷偷放了两天,在夜里,我们偷偷把父亲下葬。当棺材扣要扣上的时候,我给父亲在棺材里放了两瓶酒。

后来,父亲的那件羊皮袄被姐姐要了,我只要了父亲喝酒的咂壶,作为一个念想。

埋葬父亲的时候,我走在冰冻的泥路上,感到像有光牵引。父亲贴着爷爷和我大爷,前面还有很多的空地,是留给我们的。

我知道,父亲的晚年好像在准备着一场死,但如何死,却不是他能预料的,他没有留下一句话,如土地一样沉默,沉默如土地。

没有了父亲,在亲情上,我将孤独前行,那年我二十九,过年即为三十,三十的骨骼开始强壮脊骨开始挺立,钙质大于流质,血中的盐分大于水分,内在的坚韧大于冲动。我将适应没有父亲的日子,也会慢慢靠近父亲,就如那酒:我也模仿父亲,一直曾喝到胃大出血抢救方止。

孤独的人生,有什么东西能亲近你?我理解了父亲,唯有酒,虽然,喝酒喝到我鼻子出血。有时在课堂,讲到慷慨激昂处就热血涌顶,鼻血如注。我还记得,在我去北大进修的前一年的冬天,竟不知何故得了鼻衄,鼻孔常常流血如注,四处求医问药也未能奏效。一日,父亲从乡下到城里看我的儿子,他的孙子。他说在家躺在床上,总睡不着觉,眼睁睁地总听见我儿子的声音一遍遍奶声奶气热热地唤他,从一家的房檐,滚到另一家房檐。看到我流鼻血,父亲讲,他年轻的时候鼻子也常常流血,后来煎点茅根水喝下,就康康宁宁地不再流了。

父亲说这话时透着一种来自土地的生存的毋庸置疑。

父亲走了,吃过午饭看看孙子就搭车回去了。而我仍坚持在寒冬的城里的中医院西医院一遍遍地穿梭:抽血,验血,听诊,会诊。那些日子夜里常常失眠,常常看到老家的讲台、楝树、碾盘,常常听见搓苞谷的声音传来,一声一声,像老牛迟钝的牙齿在反复咀嚼。

天亮了,又是一晌一晌地上班下班,周周复复地打发着病了的岁月。单位里的同事结婚宴酒请客,碍于情面,我抱着病体踏车前往。还未走出单位,就看见了父亲。已七十岁的父亲,戴着褐色的农村老头常戴的羊毛制成的棉帽,摇摇晃晃地走来。

可等我归来的时候,父亲就要走了,由于住房的紧缺,父亲不在我这里过夜,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每次到来,他总提着些花生或是弄些玉米棒子,鼓鼓胀胀的一包。当父亲打开他那破旧的提包时,我觉得亲情一下子从包里溢了出来,包容了我,吞噬了我。我还没有离开那片印满我父兄脚印手印、哭声和鼾声的土地,我还能时时触摸着他的体香和他的收获。

我用自行车把父亲送到了车站,在去车站的路上,瘦小的父亲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一遍一遍地叮嘱我:鼻子出血,以后少喝点酒,要照顾好儿子

从车站回到家中,妻说父亲捎来了茅根。我见一张报纸裹了圆圆团团的一堆放在那里。那是一张《大众日报》。我知道,村中只有一份本省的报纸,在我的一个堂兄家。

晚上,就着灯光我坐在炉前,看着砂锅煎沸着一条条从乡下河坡沟地里淘来的茅根

从藏在平原褶皱里的乡间小站下汽车后,我知道,父亲还要步行二三里的路程才能到家,在冬日里的寒冷薄暮中,父亲摇摇晃晃地走着。空旷无垦的荒野上,黄土的道路蜿蜒曲折,一位孤独的老人,渐渐融进那片暮霭中一

在送父亲去车站的路上,我才得知前些日子,父亲因雪天路滑跌了一跤,手指红肿疼痛,可他还是坚持着在河坡里刨了茅根送到城里。看着那包茅根,我什么也说不出,只觉眼前像有一轴画幅挂在那里。雪天里,年已七十的父亲,在河坡里扒出一片一片的空地,一件棉袄,一顶帽子,父亲躬身大地,就如他拉着地排车在爬坡的时候一样。是啊,父亲推架子车.拉地排车,都是躬身向下的,好像向土地鞠躬。鞠躬大地的父亲,他一下一下甩着抓钩为儿子刨着煎药的茅根,露出的松软黄壤上,茅草一片金黄

父亲去世二十年了,他的哥哥比他还早十二年,也许他们弟兄两个会在土地下叙话喝酒,一堆白骨在劝另一堆白骨:“你小,你少喝点!”然后是土地的沉默,土地已平静地接受了死亡。这片土地见过太多的死,死于饥寒,死于天花,死于奸杀,死于溺毙,死于血崩,死于断路父亲一辈子被奴役,被压榨,他的权利就是承受,他以懦弱安身,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懦弱也是一种权利,他们谈不上有尊严的生,也谈不上有尊严的死。

父亲殇时年过了七十,但我想活得年长就好吗?他又多受了那么多的煎熬啊。我还记得,埋葬父亲的时候,是用地排车拉着他的棺木,在硬邦邦的路上,我和哥哥跪拜那些要抬棺下葬的人:“大家轻点轻点,慢一点,他很少睡觉,让他睡吧”

(选自2016年第2期《广州文艺》)

原刊责编张鸿